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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ated preferences cannot be argued about— you cannot argue a unintelligent man into intelligent. （和冥顽不化的人是无法辩论的，你不可能通过语言的交流把愚民变成智者。） ————摘自《金复新选集•第七卷》 一、大义觉迷 有人问我，为什么只有中华传统体制才能救中国，而不是西方民主才能救中国？我反问他：那你说是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呢？绝大多数人都选后者。我说：“这就怪了，你们既然说私有制好，都喜欢当资本家剥削别人，还出台了物权法，想用法律把你们平生积累的坛坛罐罐都神圣不可侵犯地保护起来，不允许它人染指一点，可为什么对权力要推崇公有制呢？非要搞什么一人一票的民主呢？难道权力就不能被私有吗？奸民们一方面在经济上搞私有制，另一方面却又要在权力上搞公有制，一只手拼命给自己捞钱私有之占有之，另一只手又指着中共，逼中共分权给它共有之。让公有制的政治 体制和私有制的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有效运作，就象让两个不同齿间距的齿轮咬合起来运转，南辕北辙，不接轨不配套，比邓矮子‘一国两制’的设想还一厢情愿，这符合人类想把一切都归为私有的本性吗？”难道他们平时开车时，一边打右转灯，但同时又往左转弯？ 以前搞公有制搞人民公社，人人都偷懒，农民抱着锄头在田里一整天唠闲磕，就是不干活，工人晚来早走，全部心思都在自己厂外的小摊位上，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公有制根本行不通，这种经济大锅饭听起来很好，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民主”这种政治上的大锅饭业对那些正缺少权力的人具有吸引力，但同样也行不通，因为这违背了自然规律，是政客们故意隐瞒人类自私本性搞出来糊弄愚民的的东西。 人都是为私的，所以当几十年前奸民鼓动愚民说要搞经济公有制，去共地主的老婆和田地时，愚民群起响应，帮奸民打天下，结果什么也没捞到，肠子都悔青了。几十年后，愚民又投胎来这世界，还是对政治感兴趣，还那么自私不安分，西方反华势力都看在眼里，亡我之心不死，想搞和平演变，看它们很眼热中共的权，就向它们宣传西方民主，号召愚民共中共的权，搞政治上的公有制，这些傻子又激动起来了，整天象阿Q叨念“柿油党”一样满嘴神神叨叨的都是什么“独立宪章、人权宣言、三权分立、一人一票、议会宪法”等陈词滥调，疯疯癫癫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迷得不亦乐乎。我告诉大家，现在鼓吹民主的，不是奸民，就是被奸民骗来的愚民。 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贪得无厌，做生意成亿万富翁也不会满足，成了托拉斯便想当康采恩，美其名曰是“发展”是“雄心”是“进取”。都恨不得把天下的财产都挣完把财产都改成他的姓，传子传孙才了愿，只苦于它人也在“奋斗”，也在“竞争”，使其愿望受到阻力，没法实现而已。人人对财产贪得无厌，同样对权力的摄取也是没有止境的，除非发生两种情况才会终止，一是能力不济，二是目标不符合自己要求。如果中原的东方不是大海，西边不是高山和沙漠，漠北不是汉人适合生存的冰天雪地，南边不是烟瘴之地，使朱元璋觉得占领了没有意义，当年或许把越南和蒙古西伯利亚都打下来归入版图。人的贪心都那么大的，怎么可能相互谦让一人一票，温良恭俭让地搞平均主义而平分权力的呢？ 不论商人们如何缺斤短两、坑蒙拐骗、偷税漏税、制假贩假赚了昧心钱传给子孙，愚民们都觉得很正常，能接受，认为只要有本事捞到钱，就是谁的，就得受《物权法》保护起来，神圣不可侵犯，不许别人共产掉它。无论官员们的官位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被上级潜规则后睡来得，靠溜须拍马哄来的，靠假文凭假论文假政绩骗来的，靠陷害他人排挤同僚抢来的，愚民们都认可这种行为，认为只要有本事弄到官位，那官位就是谁的私有财产。可是英雄们征战四方，驱逐外敌，翦灭群雄，一统天下，为大家创造了繁衍生息的太平，保护着大家不被奸人侵犯。为什么反而不能有奋斗的成果呢？为什么反而得不到奸民们认可呢？反倒象是没有大功而有大过似的。为什么这成果就不能转化为英雄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传之子孙，而非要和奸民、愚民、猥琐男们平分权力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告诉大家，这大地时时刻刻都该有个名分，有个所有权的问题。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这中华大地及其上面的附着物和衍生物都是有姓的，有时候姓刘，有时候姓赵，有时候姓朱，有时候姓爱新觉罗，有时候姓蒋，有时候姓毛。奸民们鼓动愚民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还是人话吗？我告诉大家，天下是并非天下人的天下，天下就是一人一姓的天下，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家人的天下。皇帝就当于管理员的权限，达官显贵们则是超级版主和版主的权限，虽然权力也不小，但随时有可能被皇帝剥夺，而百姓只是普通用户的权限，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既然是私有制好，这天下就得落实在一个人名下，而不是象现在一样来句“国有”的空话，结果谁都不爱惜，拿现在的话讲，得明确“产权关系”，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国家出台什么政策都显得理亏似的。只有明确了大地的产权，让当权者知道可以让他的子孙继承，才会对这片土地真正地负起责任来。才会想着如何把这个国家治理好，把一片富强而稳定的锦绣江山交到自己儿子手里，那么人民也顺带有福了。不像现在，大官们都在想，反正这国家是公有的，又不是我的，过几年我就退休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在台上狠捞几把，存到瑞士，以后和老婆孩子逃海外去安度晚年。 不把权力私有化，无论谁来执政都不可能对这块土地负责任的。谁都知道人性是丑恶而自私的，因此社会制度应该符合并顺应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而不是靠什么西方“权力制衡、三权分立、监督机制”的强力来妄图改良和限制，因为人性这东西再怎么也改变不了，再怎么立法也限制不住的。当然，更不是靠某党自欺欺人地喊两句“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口号，把自己的官员吹嘘成大公无私的超人，似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强行占有权力，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公布公务员财产，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愚民们无条件地信任而不受监督，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利益强行“为人民服务”了。 封建帝制符合人自私的本性，凡中华民族现在能向世界拿得出手的东西，不是现代邯郸学步的高科技，不是现代东施效颦的生活方式，不是现代贻害万年的生产总值，不是现代人云亦云的专家教授，不是现代照抄照搬的政治制度，不是现代附庸风雅的文化艺术，却都来自于封建帝制时期带来的伟大创造。 皇帝从不煽情说自己是来“为人民服务”的，也不怎么试图限制用何种监督机制来限制人自私的本性。不仅财产上不搞公有制，权力上也不搞公有制，从上到下都搞私有制，也就是不能搞民主，这听起来很残酷，但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实际，符合现实，符合人性。要搞民主，除非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人都不自私了，财产也都公有了，都放弃了那强烈的对财产的占有私欲，到了没有人压迫人，人欺负人，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权力自然而然被大家公有。否则一方面极度自私，各方面欲望都很强，另一方面又唱民主的高调，实际是诈术。 因为人类还有个本性，这在中国愚民中尤其突出，那就是只能听奉承话，不能被揭短。明明他自己很自私，但不能被人说，说了就要翻脸，你要忍住恶心感吹捧他大公无私，愚民们听了就高兴了，还会装模做样地假装谦虚几句。于是奸人们就故意专拣好听的给愚民听，说“你们一点都不自私却过这么苦的日子，都是统治者独裁造成的，你们应该自己给自己做主，就能过上你们梦想中的好日子了”。愚民听着太顺耳了，却看不出这是在煽情，是矫情，是居心叵测，是奸人想煽动那些对现实不满的愚民帮他造反，让他夺取权力，最后让他大权独揽，摘胜利的桃子。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是虚伪的骗术，实行起来必然与实际发生冲突。 帝德无限大，君恩深似海。有一个猥琐男听了这句很不服气，说“凭什么我要认他是我的君，凭什么我该被他管？”这话无理之极，英雄能当上皇帝，是用不着你愚民同意的，用不着民意投票选举的。袁世凯就是太看重这点，才去搞了什么妓女情愿团乞丐请愿团来丢人现眼。英雄能当皇帝全凭两个字：“能力”，而不在乎民意如何，当年我大清定鼎中原，很多人思想转不过弯来，可在铡刀和官位面前，几乎都选了后者，没几年大家就都觉得自己生是大清的人，死是大清的鬼。猥琐男真的该感谢君王，要不是君王有镇服一切恶人能力，大地上永远是相互争杀。因为中国人太野蛮了，再愚昧的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都不肯安分过老老实实的日子，要没英雄来管，永远不会太平，到处都是流寇强盗，弱肉强食，猥琐男得永远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那种时候还谈什么人权？大地上出了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君王，是猥琐男们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正是因为君王有这样的能力，能使这块土地得以安宁，重归祥和，保护着弱者，使弱者免于受到“竞争”的伤害。所以英雄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您和您的家人作为这土地上的人，也是君王私人财产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君王能力的保护，才得以繁衍生息，您是不是该谢君恩？山呼万岁，谢主龙恩？要还存造反、篡权、民主的心，要让这大地再起波澜，是不是太没良心了？ 讲这么多，就是让大家知道知道君王和愚民，英雄和猥琐男之间的关系。网络上的猥琐男们得把这层关系给摆正了，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应该明白，人民是因为有君王才得以存活下来的，连您自己都是君王的财产之一了，还老叫嚷着什么人权？ 二、朕即天下 不要心理不平衡，这皇帝谁有能力就谁做，皇帝轮流坐，明年到你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许您家风水好，过多少年也有机会的，只怪您是猥琐男，怨谁？开国皇帝都很有能力，守成的皇帝只要中等偏上点的水平就能治理好国家。事实上，治理国家并不难，绝大多数网友都能这能胜任，可难就难在要勾心斗角，要和下面臣民斗心眼，尤其在中国人这里，比在外国当国王要难五倍，因此也只能比外国的国王要强硬五倍，照活跃于网络上的奸民们的话来说，就是人权“好五倍”。 守成的皇帝太聪明了也不好，汉武帝雄心大，能力不错，可苦了百姓。兴趣爱好太多的君王则反而误事，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明天启帝、明武宗都是这样。要是守成的皇帝能力不足，搞得烽烟又起，摆不平了，自然有新的有能力的人推翻他，取而代之，历史就是这么回事。您猥琐男一个，又没能力运筹帷幄，又没魄力冲锋陷阵，又没胆量刀头舔血，又反动又怕死，却常有非分之想，总幻想要分享英雄的权力，要公有，说：“有传‘民主教’的洋大人告诉我了，这叫天赋人权。我猥琐男从娘胎里生出来就该和英雄享受同样待遇，英雄得和我们猥琐男平起平坐。”害羞不害羞？你猥琐男要共别人的权，你家的产怎么不肯被别人共呢？你怎么不把你老婆拿出来给咱兄弟们共一共呢？要是真的公有权力了，皇帝失去了权威，在中国这么个盛产奸贼的地方，坏人那么多，它们可高兴坏了，没人镇服它们了，马上群魔出洞，抛出一个个邪说，蛊惑人心，愚民们又分辨不清是非，一煽动就动情，激情澎湃，战乱必起。 但后世的帝王毕竟不会个个和开国帝王那么有能力镇服邪恶的，有的贪玩，有的昏庸，有的多事，会有性格和能力上的种种缺陷，这就需要一个方法来弥补之。那就是大臣了的辅佐了。大臣对皇帝必须赤胆忠心，皇帝对大臣可以实施阴谋阳谋，韩非子里称这叫“二柄”，也就是玩弄权术权柄的两种方法。有人说：“这不是不对等了吗？”对，在帝制就是不对等的，不讲平等自由这种言不由衷地美妙言辞的。因为身份不对等的缘故必须那么做，父子不对等，男女不对等，君臣不对等，这就是三纲五常。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东家因为能力不足或因年幼无知，而委托别人来当店里的掌柜，不必太在意掌柜会夺了他的店，因为还有县衙可以告状打官司，还有个说理得到法律救济的地方，可以把店给追回来。而无论是内阁制还是丞相制，臣下都有可能篡权，臣民要是篡了君王的权，君王去哪里打官司呢？所以得时时防着臣民。整个国家只有君主一人可以凌驾于法之上，可以无法无天，因为没有法，便无以治国，但同时人又不能成为法的奴隶，反被法控制着，那么就只能采取由君王独自控制天下的一种方式。这么做就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也就是维护了国家的稳定，那么也就保证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正常生活。 大臣的辅佐，不能因为观点和皇帝不同而冲撞君王，得尊重君王，当年晋平公，酒酣之际脱口说道：“天下最快乐的人莫过于君主了，他说出的话，谁也不敢违抗。”坐在旁边的盲人琴师师旷闻听此言，操起琴来向晋平公撞去。晋平公连忙躲闪，询问缘由，师旷说：“我刚才听见有小人在主君面前胡说八道，所以拿琴撞他。”晋平公说：“说话的人就是我啊。”师旷板起脸来说：“这可不是当国君应该说的话啊。”韩非子评论道，师旷此举不是臣下所为，有失臣下应有之礼，为以后臣下借刚直苦谏之名谋害君主开了先例。 君王实在不听劝，臣下就只能“死谏”，以自己的一死表达自己的主张毫无私心，而不是反叛和谋害君主，就像忠实的管家必定规劝败家子少东家。最典型的就是刘璋手下的大臣，大家都知道当年张松被诸葛亮收买勾引刘备入川，别人都看出刘备不怀好意，唯独刘璋暗弱，相信刘备不会害他，要亲自去迎接。忠臣们苦谏不听，刘璋执意启程，有的忠臣，死死咬住刘璋的衣服不放，刘璋一拉，连满口牙都被拉掉，这是忠臣，还有的忠臣，把自己倒挂在城门上，一手握谏书，一手持剑，堵住刘璋出城的路，刘璋不肯接受谏书，他就一剑把吊自己的绳索斩断，自己坠地而死，一死以明心志。这才是大臣应做的。现代的网络愚民看三国看到这里，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觉得太可笑了：“这些人干吗这么傻？换我早和张松一块把刘璋给卖了。”之所以感到可笑，因为他们毫无忠义之心，被所谓的西方民主给毒害了，一心都是为私的。放在古代，都是些奸贼小人。这些奸人还整日在网络鼓吹民主，逼着国家分权给它们呢，要真的在中国施行了民主，由这些奸贼掌权，大家想想，会将中国卖哪里去？可怕不可怕？ 纣王如此无道，群臣也没轻易反叛，但不断有忠臣站出来进谏，宁可被挖心也要说，明明知道纣王不肯听，明明看见前面有人尽忠言被纣王杀了，再出来苦谏也是要被杀的，却还是要出来讲。等看到殷商真的没希望了，唯有周武才能消除祸乱，才纷纷背弃。水浒英雄，即使身受奇冤，不得已上山落草，明知宋徽宗糊涂，还整日念念不忘个忠字，盼着招安。在古代，对昏君对暴君，尚且得这么忠，何况对明君？比现在人当官难多了，时刻得为君王去死，这才是大臣应尽的本分。时刻维护着君王的利益，那才是儒家的本质。难道这些人都没诸君聪明？都是傻子？ 有中华愚民不以为然，他们永远改不掉“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脾气，愁眉苦脸、忧心忡忡、焦虑万分地在网上问我：“你这招没有用。你又不能保证皇帝个个都能听大臣苦谏，要遇到明君还行，要是昏君怎么办？岂不是要改朝换代了？”他还是没搞清楚百姓根本就应该对改朝换代无动于衷的道理，因为产权不是百姓的，改朝换代的后果是皇帝他们家自己去承担，后果由其自负，只有他们才与社稷安慰“同呼吸，共命运”。大臣谏不谏是他们君臣的事，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有效就好了，于百姓何干？他就跳不出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习惯思维。他也不想想，既然是昏君，国家一定是民不聊生的，难道被推翻换新主子改善人民生活不好吗？你一愚民对改朝换代着什么急？犯得上吗？那么痴情干什么？皇上都觉得你太自作多情了。您所要做的，就是做个顺民，像当年迎清军“为汝君父报仇”，迎皇军“大东亚共荣”，迎共军“解放全中国”的入城式一样，摇着小旗跑到街上去跪接新皇上进京而已。你说和这些好坏都分不清楚的愚民说话累人不累人？ 前些时，北大的孔庆东教授大概发表了一些令网络奸民不快的言论，说他为当权者说话，为虎作伥，简直就不配做孔子的子孙。我看孔庆东才真的是孔子的好子孙，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衣钵，因为孔子就是因为维护君王的利益献计献策四处奔走，而被尊为圣人的，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孔子是为猥琐男谋利益的？而维护了君王的利益就是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也就维护了一般大众的利益，打击的是社会上不安分的野心家。这些野心家在韩非子那里被称为“五蠱”，也就是社会上那些不想老老实实干活的蛀虫。奸民愚民们连这层关系都搞不清楚，还动不动厚颜无耻地闹着要从政，口口声声要决定国家的走向，开什么玩笑？请问你们猥琐男何德何能呢？ … 繼續閱讀 →

仙山蜒蜿 望断蓬莱终不远 沧海桑田 敢问麻姑又几年 不如归去 忘却来时灯火处 斗转星移 惯看城头变幻旗 ——————《减字木兰花·城头变幻大王旗》 胡哥又要到美国访问了，我猜想他这回在美国的表演必定又和以往在新年贺词一样，笔杆子们给他起草的文稿用得最多的词还是“发展”二字，说什么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正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与时俱进，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等等。打着发展的旗号真的可以畅通无阻，骗了洋人骗中国人，忽悠完党员忽悠运运，竟没一个愚民站出来说一句这“发展”是不对的。 正是因为有了“发展”，人才会老会死，要是没发展了，一直停留在青春期那多好。神佛他们永远都是男的二十来岁的形象，女的十六七的形象。佛家追求不生，道家追求不死。洋洋洒洒的佛经道藏数以亿言，归结起来就是想达到“长生不老”这一目的，孜孜不倦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怕得不到，想永远做一个青涩的苹果挂在树上而不ripe，因为一旦ripe就要从树上掉下来，化为泥土而腐烂。连妖怪尚且懂要抢唐僧肉吃求长生不老，唯独愚民不懂，它们总是和上帝老想不到一块，总觉得还是快点“发展”好，似乎嫌自己老得还不够快，要早点未老先衰老态龙钟，早点进棺材才甘心似的。 一切都是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因为一切都随着现在这个时间场在“发展”。经济也是一样，发展到头，资本扩张到了头，必定没有了扩张的空间，所有的地盘都是自己的了，再扩张就等于自己吃自己，没有了对立面，阴没有阳不能成为阴，阳离开了阴不能称其为阳，结果必定是衰弱和毁灭，就是这么一种辩证的关系。社会制度也是一样，比如说原始社会是儿童状态，就像午夜后的黑暗，奴隶社会就是少年郎，就像朝霞初升的黎明，而封建社会就是青年时代，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进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就是壮年时代，就像正午时分，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半截身子入土，就像日暮的黄昏。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马克思骗大家的社会主义阶段，更没有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就已经给自己当好掘墓人了。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搞成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儒家讲中庸，不仅是指人的行为，也指政治制度和生产力，最适合人类的就是封建制度和农业社会。就象我刚才讲的，那是人类的青年时期，最美好的时期，理应保持这个状态不再发展了。先贤们懂得这个道理，而现在的所谓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专家学者”不学无术，不懂这些，只会东施效颦西方的那套邪说邯郸学步，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些奸人，除了钻营骗钱出名炒作夸夸其谈外，一无是处。 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帝制，封建社会的经济水平是农耕文化，都是最适合人类生理心理需要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考虑的是要保持人类生产规模与自然界的阴阳平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阴阳平衡，生活方式与人类生理条件的阴阳平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群魔乱舞的夜生活。 大家知道，宋朝是封建社会科技发展最高的时期，那时的农业水利灌溉、耕作、收割等技术一直使用到解放后，足以应付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我们祖先太笨，人家美国人没费劲就搞出来了联合收割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而我们上千年都发明不出来？恰恰相反，是我们祖先太聪明了才这么做的，他们认为人得务本，什么是务本，耕地读书就是务本，此外，只有小手工业和不大成熟的商业，而没有工业和完整商业体系。但这已足以应付社会正常需求了，不必去打破这种阴阳平衡。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平衡被打破，必然引起整个社会卦象的变动，而且都是从纯阳往纯阴方向变化，都是朝灭亡变化的。一旦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就会有大量人口从农业中解放了出来，致使商业迅猛发展，第三产业繁荣，催生出许许多多寄生虫职业，很多人出去当鸡，觉得这个来钱又快又享受；很多流氓游荡黑社会去当打手赚钱；很多不安分的奸人（如现在的一些喜欢在网上酸溜溜说自己是“屁民”骂别人是“五毛”的专家学者）就写文章散布邪说蛊惑人心。这样的社会对老实本分人来讲一点幸福感都没有。随即产生很多道德方面、精神生活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问题、生产资料的问题，在社会产生复杂的阶层，又促使生产关系发生对应的变化，各阶层为自己的利益关系提出各种诉求，迫使政治制度进行调整甚至革命。所以古人一直让社会保持那样一种封建帝制状态，与其相适应的就是农耕文化和小农经济。 和中国古代这种博大精深的哲学相比，西方科技这些收割机怎么就不算是奇技淫巧？只是现在的中国人和洋人一样愚昧一样不懂其中的道理罢了。 就象一个人，本来身体好好的，可是毛片看得太多，老想那事，二十四小时都得手淫，觉得力不从心，应付不了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于是去吃很多壮肾阳的药。这下肾阳倒是壮了，可是和肾阴之间的阴阳平衡却被打破了。使肾水被相火煎熬，出现许多衰老的病症，各个脏器为此都受了影响，加速让自己走进坟墓。同样，拿中共的话来说，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为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但实际这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并非是健康而必需的，早已超过了正常的标准而显得贪得无厌。 年轻的时候，无病一身轻，悠闲自在，没有负担。年纪大了要配老花镜，离开它简直没法过，一会儿血压高了，以后就得一天几次吃降压片，这一吃就得永远吃下去了，否则一停血压就要报复性反弹，又检查出糖尿病，以后每天都得自己给肚子里打胰岛素，不久心脏又不舒服了，甘油三酯胆固醇又偏高了，胃炎又犯了，风湿又犯了，这个病那个病都出来了，片剂水剂、中药西药、内服外用，吃的药比饭都还多，不能省里面任何一种，那么就得永远依赖这些才能苟延残喘下去。这样的人，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越依赖这个社会，就越离不开这个社会。说句笑话，这样的人要是杀了人，警察来抓他，他只好束手就擒。因为他无处可逃，他即使躲山里去，过不了几天，即使不饿死不渴死，没那些药也得死，离开社会哪里去找那些药？ 这仅仅是指肉体方面，还有对这社会精神方面的依赖。精神方面对社会的依赖往往不像肉体那样痛苦，相反是让你得到享受快感而不肯放弃。很多人每天没妞泡就不行了，很多人一天也离不开音乐，很多人吃饭一定得有酒，闲时一定得有烟，很多人离开大鱼大肉咽下饭，很多人沉醉于电影电视虚幻的现实，一天不看电视简直觉得无聊极了，很多人上网有瘾，离开网络，叫他在网上别发牢骚攻击中共了，别玩游戏了，他绝对办不到，女人离开化妆品，离开奇装异服，没有男的来哄她骗她，没有大把钞票，就活不下去。难以想象现在的人没有这些还活得下去吗？难以想象古人没这些东西是怎么过日子的？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对这些人来讲，是“社会向前进，欲望长一层”。社会一出现新奇玩意，比如网络，他就欲罢不能，他的欲望就越多一样，欲望越多，也就越离不开这个社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叫他们放淡点这些欲望，走回头路，简直不可能。即使他们没病，叫他们去山里躲避搜捕，估计也呆不了几天就受不了了。因为他们已经摆脱不了社会对他们的吸引力和他们对社会的依赖性了，为了适应这个前进的社会而失去了自我。 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是要尽量地满足和开发人的各种七情六欲，这就是在纵欲，这就要伤肾，这就会减寿，这就会老得快，这就会百病缠身。人类是随着社会前进而不由自主地跟着前进的，为了赶上社会崇尚“高消费高品位”的脚步，适应社会“性解放性自由”的趋势，享受得到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得想尽一切手段，用尽一切力量去赚钱。明明住筒子楼也能活的，可看见社会上人住新式商品房了，也要赶上社会的脚步去攀比，一辈子就为这个打工还债。福利少了，要为它愤怒，物价贵了，得为它心焦，哪一天，社会要是走向了灭亡，那他们一定就是陪葬品。我看过一文章，采访在终南山洞里修炼的老人，记者看他们这么清苦，可他们却觉得世俗中的人才可怜。我看也真可怜。 在网上自命不凡的运运们知道不知道誉满全球的中共秦城监狱是怎么让你们屈服的吗？用不着七十二般刑具伺候。为了免得被你们背后的美国主子抓住把柄，不打你也不骂你。只消把你们往单人间里一扔就行了，没有了嘈杂声，万籁俱静，没有文字，没有信息，没有聊天，更没有电视，不知道白天还是黑夜，几乎就和这社会隔离了。用不了几天，运运们就开始烦躁起来，因为它们太离不开社会了，它们有社会对它们承认的渴望，它们有在社会显摆夸夸其谈的欲望，它们有吃香喝辣男盗女娼的欲望，这会无处发泄，却交织在一起涌上心头，简直难受得抓耳挠腮。每当听见看守送饭来的脚步声，就嚷着要和看守说两句，看守一言不发，隔着门透过小窗扔下饭盒就走。运运气得发疯，平时脑子里不停地像搅拌机一样转动着，原料都是各种各样新鲜的小道消息，让自己评头论足显示与众不同，自己觉得这很有意思，可现在，搅拌机还在转，完全依赖于社会的原料却没有了，大脑只能空转，瘾过不上了，不到半个月大脑就烧坏了，就像毒瘾发作一样，纷纷开始发疯，继而像赖皮狗一样垂头丧气瘫软在床口吐白沫浑身发抖。中共通过监视探头对它们的丑态看得非常清楚，这时候才叫它们出来签悔过自首书，它们这些运运马上哭着喊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跪在中共脚下，残存的意识告诉它们，再和中共拼下去，自己神经一定错乱，精神一定崩溃，主动表示愿意和中共合作，赌咒发誓出去以后当中共的线人。这就是为什么凡是被放出来的运运，都有悔过书在中共手里，凡是放出来的运运都是中共的线人共特的原因。不信你可以看看味精生之流，它们是被中共策反后故意派到美国来的，任务就是当民运组织里的搅屎棍，扩大民运的内斗，并大肆贪污美国反华势力给它们的投资，美国反华势力给的800万投资款只舍得拿出10万，其余落进他老婆兜里后就再也不舍得拿出来了，而它来美国没几天就买得起两栋豪宅，它们对民运组织的杀伤力远远大于对中共的威胁，它们的贪心绝不比大陆贪官弱，本性是一样的，搞得美台反华势力（民主基金会）血本无归，都气哭了，中共在边上乐得拍手称快。这不分明就是现代版的《潜伏》嘛！ 而“在下鄙人兄弟我”当年为救民于水火而上访呼吁，宣传帝制，征集签名，半年多前不幸也被秦城监狱请去。中共打算按收拾运运的老套路对付“在下鄙人兄弟我”，可这一次精神崩溃的不是“在下鄙人兄弟我”，反而是中共自己了。因为中共诸君发现“在下鄙人兄弟我”在超过了预定最长的屈服期限都没有一点失常的举动，甚至可以不吃饭不喝水，一直在那里入定。这回中共傻眼了，它们建立起来的那套“监狱管理”理论体系，屡次受奖，一直认为是无往而不胜的，可在“在下鄙人兄弟我”面前却完全崩溃破产了。事后“在下鄙人兄弟我”得知，“在下鄙人兄弟我”的抗争直接导致该理论体系的创始人（某中科院院士）被取消了院士称号，被责令收回所有奖项并做出深刻检讨，而监狱长和政委也被迫换人了。中共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加上胡哥觉得“在下鄙人兄弟我”只是向他劝进，并不打算夺他江山，前些天一纸特赦令从九重天上下达，网开一面，放“在下鄙人兄弟我”回广州，“下山”时，狱警都给“在下鄙人兄弟我”树大拇指，说“在下鄙人兄弟我”真是条好汉，诺贝尔和平奖应该颁给“在下鄙人兄弟我”才名至实归，比那些垃圾运运刘晓波、味精生、王丹、不锈钢等等强多了。这样“在下鄙人兄弟我”现在才能有机会在网上为实现伟大的理想给大家写文章。 “与时俱进”的人，也就随着这个时光在走，也就等于随着这个时间场在同步前进，也就是受这个“时间场”的制约。那么也就会不知不觉变老，直到死亡。佛道对这个看得很清楚，佛家追求不生，道家追求不死。想达到这么一种境界：哪怕社会再怎么变也影响不了我，我不受社会发展的带动，我不依赖这社会，社会走我不走，无论我多富，无论我多穷，我依旧过我那种生活。那么我就成了社会发展的参照物，我看得到社会没落的整个过程，而别人却随着这社会败坏而浑然不知，这就是“酷”。比犀利哥还犀利。 在庙里，管你社会上服装怎么变，我依然穿那身袈裟或那身道袍，管你社会发型怎么变，我依然是光头或戴一顶道士帽，管你社会出什么邪说书籍，我依旧只看我的经书，管你社会时尚吃什么？反正我“过午不食”，只吃最简单的素食。或守五戒或守八戒或守十戒，或守沙弥戒或守比丘戒。和这个社会断绝越多的关系，越不依赖这个社会，就越能摆脱这个社会时间场的控制，就越不受生老病死的制约。我不爱这个“戒”字，因为这字似乎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迫不得已不去碰某些东西，而其本人依然对那些东西抱以欣赏态度，我趋向于用“弃”字，抱的是对那些东西尽快抛弃的态度。 还有来得更彻底的，干脆跑到深山老林去独修，尽量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社会上的人要住西式洋楼才能活的，他却只搭个草棚就够了，甚至连这个都省了，找个洞就行，在里面打坐，饿了就出来找点树上的果吃，渴了就喝点山泉水，干脆有人连这也省了，来个辟谷，不吃不喝，像唐僧一样下定决心，即使饿死，也不走回头路。要是这样修炼下去都不死的话，那么这个人类社会的自然环境就已经拿他无可奈何了，他也就再也不受地球时间场制约，不再和时间场同步，就能放慢衰老、停止衰老、甚至开始返老还童，最终摆脱死亡。有的人从山上下来，看上去30岁，可谁也不知道他都300岁不止了。 最厉害的，连水和空气都不要了，印度练瑜伽的可以埋雪里多少年，心跳都几乎停止，自然界几乎对他们已经无可奈何了，那他自然就不会“自然”地变老。海龟能在海里不吃不喝多少年，对环境也没什么依赖，所以就长寿，而一般长寿的人多半业是淡泊名利不追求时尚的人。其实这些人也笨，他们跑山里无非就是想证明自己已经不受自然界种种条件的制约而已，实际不必弄这么复杂，哪怕您再是亿万富翁，哪怕您还在闹市做大生意，哪怕您依然在吃肉喝酒，您也能达到这点，不必做出来给谁看。只要你心里实际上已经不依赖这些而活着，即使立即损失这亿万财产，顿时变成赤贫，奉旨乞讨，也面不改色心不跳，象《武状元苏乞儿》一样依然过得有滋有味，不会有任何情绪，我看你肯定武功天下第一。即使你在吃大鱼大肉，但心里并不觉得这和吃糠咽菜有什么区别，放着大富大贵的日子不过去牢里吃糠咽菜也能活着那么香，那也能证明不依赖这社会了。也能进入高级境界。 初步进入这个境界，有个明显的标志，那就是能入定了。我看过一个传记，讲清末民初有一个佛教大师，在山中结一草庵独修，火上挂一罐土豆就去打坐了，没想到这次就入定了，等火熄了他没出定，甚至土豆都长毛了，他还没出定。山民偶然发现了他，还以为他死了，等他出了定，也说不出究竟定了多长时间。必须没有对社会一点依恋，对物质环境没一点依赖，完全可以不依赖这个社会而存在，比《鲁滨逊漂流记》还鲁滨逊，而且没有了一点私心杂念。开不了半点后门，不存在一丝造作，才可能入定。 可是问题绝不会象我说的那样顺利。当一个人决心走回头路摆脱时间控制的时候，要克服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去山里打坐面对的不仅仅是饥饿、寒冷、孤独，更有野兽、坏人、冤孽。即使可以长生不老了，还是没解决问题，被刀划一下还是会出血，被坏人桶一刀还是要重伤，被打一枪还是得死，除非离开这地球去了天界。困难重重，随时都有功亏一篑的可能，妖魔鬼怪见不得人摆脱时间控制，打坐时就会有幻境出来勾引。或者真的有坏人闯进洞来，反正能达到让人放弃长生不老的念头，老老实实陪着“时间”走向灭亡的目的就成。 先贤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不仅是人在修炼，古代中国也处于修炼状态中。古代君臣圣贤竭尽全力要让中国保持在一个不生不死的青春状态，所以说“祖宗之法不可变。”但已是力不从心，时刻都有妖魔鬼怪出世作乱，不是外族入侵，就是暴民暴动，到了清朝已经是勉为其难了。就像人在洞里艰苦地修炼，妖魔鬼怪还不肯放过他，幻化出来的幻境出来骚扰，那就是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鸦片战争时它们就来骚扰中国修炼了，给中国带来这个“主义”，那个“思想”，这个“制度”，那个“教会”，这个“科技”，那个“生活”，一套一套的，一会拿苏式革命，一会儿拿美式民主来忽悠中华愚民，把愚民们搞得疯疯颠颠的，就是想让中国放弃原来的路线。真的就使中国误入了幻境，忘了自己本来面目，守不住丹炉了，昏懵懵地随着这些下去了。他们不知道洋人只是孽障，只是幻境，为了摆脱妖魔鬼怪的纠缠，却反而以魔为师，把自己也变成妖魔鬼怪了，这修炼不就黄了吗？现在把个国家搞得千疮百孔，几乎无可救药，丹炉就要倒塌了。可是西方蛮夷红毛鬼还没完全达到目的，亡我之心不死。它们看奇技淫巧不成，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又拿出“西方价值观念”和“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来兜售，竭力勾引愚民们那廉价的欲望，欲致中国于死地而后快，想再使把劲让中国彻底不可能再回到帝制之路，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在中华愚民中大肆散布“只有西方多党制才能让你们过上资本家奢侈生活，才有公平，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的论调，竭力鼓吹“选举”、“议会”、“民主”、“竞争”、“科技”、“法制”、“贸易”乃至“发展”，让中国要么毁灭，要么成为和它们一样的妖魔鬼怪。 就在这时，我金复新应运而生了，我就是出来拨乱反正揭露它们消除妖魔鬼怪对你们毒害的，我就是来给你们传播正统中华文化和传统政治制度的，我就是出来带你们走出埃及投奔光明的摩西。 ———————————————————— 后记： 就在本人这篇文章在网络发表后，引起一片哗然。留园等网将此文置顶，两天内点击近万。本文象一颗精神原子弹，对一些人思想冲击是很大的，完全颠覆了他多年形成的人生观世界观，有愚民看了后，还不那么肯承认自己一辈子坚信的“理念”原来都是错的，总是找些理由妄图来难倒我，以证明自己并没有白活一生，他们问我最多的问题，无非是：“落后是要挨打的呀。你搞农耕社会了，美国人又打来可怎么办？中共要战败了，我们不愿意做美国人，只好自杀为中共殉葬。” 我是这么回答他们的：你们不是老骂中共的吗？现在怎么这么为中共操心呢？我早说了，如果是你个人，你喜欢纵欲而宁肯早死，那是你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就由不得你了，中国的生命就像一个在修行中人的过程，是因为修得不好，杂念多了，没静下来，定不住了，洋人这种妖魔鬼怪才能乘虚而入，否则洋人算什么？只是修炼中突然出现的老虎、美女、金钱等幻境而已，心一正，这坎就过去了，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为了不受洋人的欺负，反而去学洋人，全盘接受，连“中学为用，西学为体”都不讲了，要搞工业，而放弃自己的一切。说实话，洋人怎么着你了？当年无非割地赔款，无非逼你和它做生意，无非逼你让它传教，又没灭了你洋人又不象蒙古人要搞种族灭绝的。其实要灭你，易如反掌，无论当时八国联军还是日本皇军早就可以把你灭了，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军队，哪个碰着皇军不是一触即溃的呀？你那时还有还手之力吗？可见洋人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的命，要灭我们的国，而是千方百计破坏我们的修炼。这不是幻境是什么？ 是因为工业化（尤其是军工）不够，所以洋人要欺负你吗？那比中国小而弱的国家，不仅清朝有，现在还多得是，美国日本怎么还不去把他们都灭了呢？为什么唯独喜欢欺负你呢？看来并不是“落后就要挨打”，看来并不是“军事不如别人”就要被别国欺负（这些都是政客从小对你进行洗脑brainwash的观点，你长这么大还不醒悟，还在接受这种蛊惑）。而是你文化不行了，是你道德不行了，是你见识短浅了，是你能人死绝净剩愚民了，是你招惹别人了，是你做了不义之事了（如南联盟如伊拉克如塔利班），是你样子俗不可耐，长得让人恶心了（上海有句土话比较形象，叫做:“侬一副吃相忒触气了。”）被别人瞧不上了，才会被人欺负。清朝不行，是因为那时人道德不行了，文化不行了，洋人看见他们庸俗了，觉得中国人不配尊敬，才要捉弄你。 世界各国的人都不吸鸦片，鸦片商赚不了钱，唯独中国人最喜欢，上至王公大臣，下到贩夫走卒，都喜欢追求这种时尚，差点把整个国家都吃没了，全球找不出第二个这么有出息的，这能不让洋人看不起吗？烟民们和林则徐不出那么多洋相，英国人能那么看不起中国人吗？暴民们不去围攻人家使馆，不去做那么多不义之事，能把八国联军招来吗？哪里是人家武器先进了会欺负你的？中国人怎么从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总是借口“落后才挨的打呢”？北洋舰队并不比日本落后，怎么连小败的机会都没有，非要搞给全军覆没呢？洋人的葡萄牙大炮，洋人的西班牙舰队，英国舰队，早在明朝时就有了，杀人的玩艺早就比中国先进了，可为什么那时不来打中国？要是在唐朝，洋人一见中国人那样谈吐不凡，那样情趣高雅，那样神采奕奕，那么富于想象，那么追求高远，他们见了都服气，对中国人只会“师从之”，哪里敢侵略呢？ 否则，天下力气最大武功最高的人，就把所有力气不如他的男人都杀死好了，这地球的女人全部都属于他了，多痛快！可这情况并没有出现，这些坐在电脑前泡网络的人，绝大多数手无缚鸡之力，浑身是病，未老先衰，其丑无比，力气不大，野心不小，不是早就该被淘汰了吗？你怎么不担心被力气比自己大的人杀死，自己老婆被比自己力气大的人抢走，而多买几把菜刀在枕头边放着防身，整天练拳击，练肌肉，吃激素以备不测呢? 如此这样宣扬“洋人威胁论”，并以“洋人威胁论”为借口抛弃祖宗的一切，为自己过上所谓贪得无厌的生活执意发展贻害子孙的工业，叫嚣生产更多毁灭人类的武器，我看就是”群体妄想迫害综合症”，是一种神经病的症状，比《狂人日记》里的狂人病得更重。实际就是“走火入魔”，被幻境吓住了，以为魔鬼真的要自己的命，安不下心修炼而和魔鬼打起来，这正中了魔鬼的计。 … 繼續閱讀 →

《金复新先生在2011年广州市政协党外人士迎春茶话会上的讲话（摘要）》 各位尊敬的领导，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春节好！同志们辛苦了！我们党外人士向各位在座的老同志拜年啦！ 大家或许已经从网上看到，自从我《恢复帝制》的八篇系列文章在网络发表以来，舆论哗然，引发了社会各层对中国之路的深层次思考。有的同志表示理解和支持，但更多的人是对我语无伦次的谩骂和人身攻击。但我觉得无论是谩骂还是支持，对于中国都是有益的。何以故？谩骂者，反华势力气急败坏也，对中国以后不再有机会推行西方民主的绝望之情的表露也。相信你们看了我的文章后，对帝制的优越性也深有感触，即使你们鉴于当前民众不易于突然接受帝制，或你们内部权力尚不平衡，还没产生政治强人，不能贸然推翻“八王议政”式的委员会制而推行帝制，但也终究看清了西方民主、工业革命和腐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本质，使奸人们妄图游说温相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梦想彻底破灭。 以前你们只是从感性上觉得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本能地认为在中国推行西方民主将损害你们的利益。但无法在理论高度阐述出让人民接受，甚至让你们自己都能信服的思想。那是因为你们已经先入为主地信仰什么“德先生”“赛先生”，当然在此基础上只能得出“民主一定是高尚的，独裁一定是罪恶的”这一错误结论。洋人说民主好，奸民们也在闹民主好，连你们迷信的那些学者也在喋喋不休地在你们耳边旁敲侧击，妄图用“赛先生”这狼论证“德先生”这狈是不吃人的，忽悠你们说推行了西方民主和“选举游戏”，不仅好玩，还对国家有利，更对你们私利有利。你们一看普天之下都在说民主好，开始怀疑其自己来，私下也开始承认“一党独裁是灾”，以为真的只有民主才对中国有利。在和敌对势力辩论时，缺少思想武器，显得底气不足。 敌对势力经常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以组建“咨询公司”、“研究中心”为幌子，公开散布对党不利的言论。它们还会冒充普通网民，把社会一切不如意之事全部煞有介事故弄玄虚地归结为：“这都是体制问题”，企图把水搅浑。2010年末，我看见有运运的帖子盘点中国当年的不幸事件，居然把男女求爱不成跳楼自杀、学生考试不及格服毒自尽都说成是“体制问题”。很明显，就是想把民间一切仇恨都引向你们，仿佛你们这几个人就是中国一切不幸的罪魁祸首，以后等你们垮台，要把你们下油锅千刀万剐。这样给你们制造心理压力，逼迫你们改弦更张，把中国引向它们想要的体制。似乎以后中国实行了它们要的那种制度，男女求爱都会一见钟情，学生考试再也不会不及格似的。而类似这样的帖子居然在“猫眼看人”这种大型论坛大行其道，没有谁敢公开质疑其荒唐，仿佛国内新闻管制已经解除，任由暴民在里面借口“邓玉娇”、“李刚”、“静安火灾”事件搞网络暴动，这在十年前简直不可想象。从中可以看得出你们中央这几位领导早已人心涣散，完全否认了自己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默认了运运们搞的西方民主是“高尚的”、“正义的”、“必胜的”，从而对维护自己的统治失去了信心，革命意志产生了动摇，常委们没有谁再把这国当自己的家而对其负责，都把责任推给其它常委，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已经没有人管了，大小官员正忙于考虑如何收拾行装，准备把聚敛来财产安全地转移出去。 在敌我双方的权力争夺战中，绝没有真空地带，毛主席教导我们：“舆论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只要领导人的思想一向它们妥协，一对敌人有所同情，有所可怜，中了它们的苦肉计，心一软产生了“妇人之仁”，听信它们什么“言论自由”、“普世价值”的鬼话，害怕它们说我们什么“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线稍有松动，哪怕放松一点点舆论管制，它们就会象洪水猛兽一样扑进来，奸民们就会放肆地造谣生事，煽动仇恨的奸帖就会铺天盖地，以至于现在有些媒体记者造谣后，都敢公然抗拒中宣部要求它们更正并道歉的命令了，长此下去，再难收拾，得不偿失。 你们要清楚你们和运运和反华势力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不存在妥协的可能性，不要幻想你们今后向民运投降，它们会善待俘虏，那样想“太傻太天真”。你们铁腕统治可保你们这辈子荣华富贵，儿女无虞，而一旦有了“妇人之仁”，对奸民慈悲，就会亡党亡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它们是不会反过来慈悲你们的，连你们子女都会被西方反华势力以经济犯的名义从美国引渡回来枪毙的。可怕不可怕？ 你们要好好学学毛和蒋，蒋主张“宁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走一个”。毛做到的是“冤假错案免不了，漏网之鱼绝没有”。你们也应该这样治理网络，也这样对付国内那些对你们权力虎视眈眈的异己分子，“文字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手段，是中华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喜欢乱说乱动的奸民只配“文字狱”来收拾，别怕美国说三道四，他们敢怎么样？这些奸人不是已经背引蛇出洞了吗？该跨省就跨省，该枪毙就枪毙，从重从快，保持足够威慑力，“文字狱”用不了几天，社会就和谐了。 你们还要警惕一些人，就是你们的战友，那些体制内混的中下层官员和御用文人，它们贪污的未必比你们少，混得已经很不错了，却仍不满足，反而怨气冲天，牢骚满腹。竟也说自己是弱势群体，吃里爬外，勾结反华势力，宣扬民主言论，伙同姜文之流的野心家通过拍电影的方式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要知道，他们的利益并不和你们完全一致，就像曹操打孙权，孙权不能投降，投降了一切就都完了，而张昭等奴才力主投降，因为投降对他来说无非是换个新主子，自己何必去冒险去和曹操打仗呢。 同样，你们的宝贝战友巴不得你们垮台，它们机灵得很，等你们倒了台，保证摇身一变，以民主斗士的形象出现，说当年自己如何如何在网上发表过民主言论，说当年自己当中共的官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然后投靠反华势力，去和洋人把酒言欢，组建新政府，当洋人在中国的代理人，不仅没受到惩罚，反而说自己是民运、中情局、美联邦特工安插在中共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在新政府当了官，做得比以前还大。 这种情况在历史曾多次出现，明朝灭亡，投靠到清朝的官员就都比以前做得官还大。辛亥革命的获利者并不是参与暴动的那些人，而是黎元洪和袁世凯等反对革命的那些人，封疆大吏不仅没几个被杀，反而见势不妙纷纷通电全国闹独立，然后个个当上了各省的督军，成了独霸一方的大军阀，砍掉脑袋的却是鲁迅笔下阿Q这样的草民。抗战胜利后，大多数汉奸也以各种各样的名义逃避了惩罚，有的说是“奉命投降”，有的说自己是“曲线救国”，枪毙的也是极少数。所以你们绝不能完全相信你们手下的人，它们也是喂不饱的白眼狼，你们老给这些公务员涨工资就能笼络住它们吗？就能高薪养廉了吗？别太天真了，对它们这些白眼狼也该留一手，要挑动它们自己斗自己，要制造它们和愚民对立，而不能让它们和愚民联合起来，别让它们活得太潇洒了，要收集它们贪污的证据当把柄控制它们，不必可怜，不要包庇，要做出一副大公无私、大义灭亲、真正反腐的青天样子，继承“延安整风”时期的优良传统，隔一段时间清一次党，找个理由杀一批，让它们这些喜欢调皮捣蛋的人人自危，一方面杀人立威，让它们这些犯上作乱的想法都不敢有，另一方面还可以做给愚民看，仿佛自己是向着愚民利益的。 看到这里，那些跟着运运瞎咋呼的狂热分子该醒醒了，别等到头来，即使中共倒台了，砍掉的不是党员的脑袋，而把您给找个理由砍了脑袋以谢天下，您莫名其妙做了革命的对象，何苦来哉？ 我告诉大家，这天下终究是机灵人的天下，无论哪个党执政，天依旧是这些会钻营人的天，地依旧是这些会投机人的地。它们到哪朝都吃香，共产党当政，它马上入党，中共要完蛋，它马上满口英语和洋人搂搂抱抱，我敢打赌，在新政权就职的高官依旧是中共现在体制内的那些红人。你们在网上混的准运运，不妨自己做个自我评估，要是觉得自己是死心眼的，趁早别参与政治，别在网上一天到晚讲什么“民煮柿油”的了，免得以后真的当阿Q被砍了脑袋祭旗。 好在毛邓是伟大导师，江胡是英明领袖，没那么容易被奸人忽悠，制定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的总方针，使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至今没有完全得逞。但是敌对势力的希望还在，它们还在幻想你们总有一天会上它们的当，还在寄希望于换届之后的新一代领导人会有“妇人之仁”而加以利用。可是在看了我写的“恢复帝制”系列文章后，它们已经彻底绝望了，因为连它们自己看了我的文章后，都知道为什么西方民主在中国行不通，为什么中国只能搞帝制搞独裁了，只是它们现在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几十年一直坚信的真理原来是谬误罢了。 它们相信你们看了我的文章后，再也不可能上它们的当去搞西方民主了，从而会坚定搞“社会主义民主”的决心，甚至会走一条相反的道路，从党天下走到家天下，所以才在论坛上对我破口大骂泄愤，绝望之情溢于言表，再也无法用往日温情脉脉的假面具掩盖其狰狞面目了。 要从根上和西方流毒划清界限，就要首先把五四运动中无法无天的暴民们带进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礼送出境，而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树坚持“君君臣臣”思想的孔子塑像，西侧树治国能臣韩非子先生的塑像。内法而外儒，外儒以哄刁民，内法以固皇权。对于网络刁民，放任不行，会被敌人利用，杀戮也不是长期的办法，霹雳手段，伤筋动骨，副作用大。最高境界就是哄（官方用语为“引导”），就像哄婊子一样哄，婊子就会把自己以前卖身存的压箱底的钱主动倒贴给你用。刁民乐于被哄。Actually，被人哄着真是种享受，哄人的才叫累，让它们爽了不算对不起它们。我们要看事物具有两面性，别看奸民现在很奸，可一旦被哄住，痴情起来简直不得了，会心甘情愿被你们利用的，又会像当年推着小车去支援前线一样去发痴。你们的毛主席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党天下”确实问题多多，“家天下”要比“党天下”好百倍，但比民主要好万倍。虽然推行“家天下”的帝制目前还有困难，但我相信，通过阅读我的系列“恢复帝制”的文章，足以让你们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魔爪中解放出来，从而认清中华传统体制和文化的价值之所在。中国只有今后实行了家天下，才真正有可能清除腐败，社会清明，这是西方民主和党天下在中国都做不到的。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中央诸位领导同志宜认清身边那些智库学者的真面目，凡愿师从西方体制的，凡劝说领袖应有妇人之仁的，凡推销西方文明的，凡口口声声什么普世价值的，皆可杀。任凭运运们死乞白赖在你们面前推销洋人哲学，哭哭啼啼要什么人权自由，要做到不听不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任它巧舌如簧，我都不为所动，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看反华势力怎么办。地球上要没有洋人，地球就不转了吗？中国人就没法活了吗？就只能永远处于原始社会了吗？我愿义务担任你们的总顾问，帮助你们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路。

辛亥革命百年将至，各种对中国未来之命运的说法纷至沓来。人心思乱，一旦谈到中国何去何从，那些自以为什么都懂了的运运就急猴猴地唾沫四溅地大谈美式民主的好处来了，仿佛中国只有走上这条路，也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让人人都来参政，让他去当政客参加选举，去指手画脚，才能满足他的愿望，除此之外，宇宙没有再更好的社会制度了。 制度当然要改，但绝不是按照运运及受其蛊惑、头脑简单、思想僵化的愚民思路改，恰恰相反，而是要在中国实行真正的专制和独裁，也就是实行真正的“帝制”才能救中国，除此以外，宇宙并没有按照现在中国人的标准安排另外一种社会制度。有人说：“帝制不是好不容易被推翻了吗？怎么能倒退呢？”这些人只知道帝制的坏处，不知道帝制的好处。帝制有什么好处，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的说法和那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杨度、严复、胡瑛、李燮和等宪政专家讲得还不一样，它们行的是“君主立宪”的假帝制，我要的是秦始皇、朱元璋父子的那种真帝制，也就是那种彻头彻尾的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这个问题我将引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后面的专集中详细讲述，讲讲哪些皇帝享受了帝制的优越性，哪些皇帝自己放弃了这种优越性。 在我看来，他们根本没搞懂帝制的实质。恢复帝制难道还要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非要营造一个万民拥戴的气氛，鼓捣出什么“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滑天下之大稽？试问，历代君主登基哪里需要征得什么“人民的同意”？都是用武力上台的，从这点上看，袁世凯这皇帝当的就没有了霸气，太把政客们编的“人民”这种政治术语当回事了。所谓的天子，就是绝对的权威，而当时根本没有当天子的内外环境，因为有那么多西方列强环伺，袁说的话都得听外国人的，想推行点自己的政治主张还得看别人脸色，见了小日本就发抖，哪里有君临天下的威严？比石敬瑭当的儿皇帝还可怜，那么“帝制”的优越性就大打折扣，这出复辟帝制的戏自然被搞得不伦不类，终以闹剧而收场。 记得为推翻满清，辛亥革命的前夕出现了这么一句名言：“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这话是武昌起义的领袖之一詹大悲说的。他的公开身份是武汉《大江报》的主编，一向在报纸上写一些现在被视为“破坏安定团结”的文章，要在现在，那些文章要么被删帖锁帖，要么不能见报，要么被抓起来了，即使在最民主的美国，估计也得给自己惹来一身官司。可是被你们看做当时最最野蛮最最专制的清王朝，并无半点新闻检查制度，更没有管理部门来堵人们的幽幽众口，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人权比现在的美国还要好五倍，使他的那些破坏社会稳定的文章通行无阻。 有一天，他喝得大醉，挥笔写下一篇鼓动群众造反的奇文《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说为黄侃为其起草），公开号召暴动，扬言要搞乱中国才称他的心。第二天就在他主办的《大江报》上发表，发行在湖南湖北各地，闹得人心惶惶。湖广总督瑞澂实在坐不住了，不得已把他抓了起来。换了现在，象詹大悲这种人要么被枪毙，要么被长期关在监狱，而在帝制的清朝，对这个重大反革命分子詹大悲，瑞澂却仁慈得很，给他两种选择，要么罚款几百两银子，教育一通了事，要么就坐几个月的牢。 詹大悲还挺倔，明明自己有钱可以把自己赎出去，为了表示自己没错，情愿去坐牢。此事反把另外几位起义首脑，象蒋贻武、孙武、汤化龙等人吓坏了，他们担心詹大悲嘴不严，在牢里把暴乱计划说出来，慌里慌张提前发动了武装起义。而那篇文章也就成了影响中国历史的著名奇文了。 事情到现在已经快一百年了，当初的人们以为推翻了帝制，赶走了满清，革命就算成功，中国的事情就都解决了。可惜事与愿违，弄到今天，害得我还得再为詹大悲写一篇文章《帝制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彻底肃清他在人间散播的流毒。讲的是如何再恢复帝制，以及向大家介绍帝制的种种好处，讲清帝制究竟该是什么个样子，是怎样符合国人的人性的。 有的人一听到这种惊世骇俗的话，根本不能接受，看见了我这样的人，吃惊得就象当年的愚民看见了革命党人一样。因为这种人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习惯于接受别人灌输给他的定论。他们认为这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他们觉得历史一直在前进。其实历史不存在开倒车的问题也不存在前进的问题，历史就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而已，只不过周期长短不齐而已，说句笑话，说不定哪天又回到原始社会呢！ 我举个例子，大家想想，自从推行公有制，逼迫民族资产阶级搞公私合营，那时大家觉得资产阶级私有制再不会出现了。可是没过四十年，私有制就卷土重来，那些百年老店老企业又被卖给了私人，只不过换了资本家，换成领导及其亲朋当资本家而已，你在六七十年代能想象得到吗？ 海运一开，西方经济文化涌入中国，给中国带来现代意义上的工业，而大大小小的中外资本家正如马克思资本论描述的那样进行疯狂的资本积累，残酷压榨工人，剥削高额剩余价值。工人根本没有福利，过这牛马般的日子。解放后，工人算是当家作主了，没人相信工人阶级再会被资本家剥削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上起班来吊二郎当、偷懒耍滑。可惜好日子不长，改革开放，工人们的苦子比旧社会还要苦，社会地位哪里比得个体户？一开始搞责任制，有点小错就扣奖金，再就开除，接下来就是买断工龄，大批失业，工人和厂方的关系又回到了打工者和资本家的关系了。在沿海地区，各种私营企业、各种港台企业、外资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那工人不仅工资待遇低得可怜，有的还失去人身自由，状况比旧社会的包身工还惨。到了近些年，国家也觉得这样不对，又制订了新的《劳动合同法》，有点偏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待遇，那些劳动者马上又找到和资方斗心眼的武器了，各种劳动争议层出不穷，反过来也严重影响企业的运行。无论对资方还是劳方，都是“一严就死，一放就乱”，阶级矛盾从来就没有解决过。这不是一种周期吗？这不又是一种循环吗？几十年了，就这么一种简单的关系，反反复复，翻来覆去地不断调整，又回到起点，你说这人类社会还有什么希望？你说这国家没有君主来“乾纲独断”地治理，这些矛盾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这些事情都可以循环反复，难道帝制就没有恢复的一天？只不过帝制的周期可能更长一点而已。 反对帝制的人，并不一定不喜欢帝制，只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不到皇帝，又有参政议政的瘾，所以只好鼓吹民主，炮制出“人民”这种政客术语，把“人民”这个词神圣化，诗情画意化，宣扬“人民至上”的邪说去骗人。仿佛人民是从没犯过错的，仿佛人民是从不需要检讨自己的，把文革一切罪过都加在毛一人身上，人民从没有为虎作伥似的。这和佛家讲的人是来还债的，圣经里讲的人是有原罪而来的截然不同，他们喜欢说什么人类社会就是来让人过好日子的，是来享福的，是有权当主人决定一切的。他们动不动就把“民主”二字挂嘴上，动不动就要代表人民，以便让自己借为国为民的名义，能冠冕堂皇地也来夺一份权过瘾。但你要真叫他当皇帝，他马上就信仰帝制了，他要真夺了权，马上翻脸不认人了。那些所谓的民运人士真要是掌了权就真会给你们民主了吗？ 为什么不讲“人民至上”？因为人民的见识绝大多数都是谬论，绝大多数人的见识又自私又可怜又愚蠢，要是社会就按“人民”的意志走，必然走向地球的毁灭。有的人不相信，但他发现，往往他再论坛上发表了一个简单的观点，总是有那么多的人搞不懂，把问题歪曲成另一个意思，有的还很浑，总爱和他抬杠，这令他很气恼，只好骂对方是“脑残”是“SB”，对反对他说法的人他一律定为“五毛”，问题是让他觉得是“脑残”是“SB”是“五毛”是大多数，既然你自己也觉得人类中大多数是“脑残”，是连简单问题都搞不清楚的，你还相信人民的选择一定是正确的吗？你还相信什么一票一票投出来的事情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凡是宣扬或相信“人民至上”的人，就是上天的叛民乱民。 一百年来，从第一个总统袁世凯到现在，中国名义上一直实行民主共和，但没有一天百姓自己说了算过，但正因为行的是这种“半民主半独裁、外民主内专制”的体制，中国才没有亡。要是当时真的由宋教仁原版不动地把美式民主复制到了中国，中国可能早就乱得灭亡了，所以宋教仁必须得死，一是不许这么搞，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同盟会复兴社过多靠暗杀起家，汉人喜欢个人英雄主义，盛产刺客，精神可嘉，但也必须受一种报应，宋教仁陶成章就是例子。（这是题外话） 你会发现一百年来，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以往的社会矛盾有所不同，但都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表面谎称的民主与实际内囊里的专制”之间的矛盾。无论谁当政，始终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当权者得一边要厚着脸皮耍赖，说已经很民主了，而反对者总是驳斥他，说他独裁，借此鼓动人们去造反。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当政不知道独裁的必要性，无论谁当政，马上就会明白一个道理：自己年轻时为之曾经奋斗过的民主理念是绝对在中国行不通的，一旦在中国行真的民主，就等于给了中国那些又口若悬河又百无一用的人表演的舞台，就等于给了贪官们开钻空子的洞，就给了是非不分的愚民们更多受骗上当的机会，那真的可就什么事情都干不了，样样事情都得泡汤。 有人会说，与其这么欺世盗名地行民主之名，又羞羞答答地行专制之实，不如堂堂正正地恢复帝制做皇帝好了，省得那么多是非。同志哥，你想得太简单了，你要知道中国这块地方的刁民是多么地野蛮可不可理喻，一旦被众人普遍接受了“帝制是个坏东西”这个理念，再改正过来就难了。打个比方来说，那明朝的崇祯皇帝明知道两面作战对自己不利，必须先和清讲和，腾出手来消灭掉农民军，再对付皇太极。可问题是，整个大明，无论朝野，长期以来都受到决不和敌人谈判的思想影响，从小接受的教条是凡是意图和金人谈判的都是宋朝张邦昌、刘豫、贾似道这样的奸臣卖国贼。大臣不敢这么说，谁说出这话谁就算奸臣，连皇帝也不敢这么说，怕被后人指责。虽然皇帝急切需要和大清讲和，只有眼巴巴盼哪个臣子先提出来。他都怕被国人指责，统治者即使有了恢复帝制扯下民主共和这块遮羞布的想法，也怕落得个袁世凯的下场，想想自己已经和皇帝差不多了，何必硬要这个名份呢？ 今天，只有我来当这个“奸臣”了，只有我敢把这真相说出来，我劝当政者，何必这么遮遮掩掩地搞假民主呢？要做就做真皇帝。以后无论是谁上台，只要你们有这想法，我都愿意向你们递交“劝进表”，希望你们其中有一个能恢复帝制，救我中国。君主制大约形成于周朝，以后我们的国号就叫大周吧。 冯玉祥一辈子尽干“逼宫”的事情，我呢，就喜欢干“劝进”的事，君子成人之美呀。以后我就是“中华大周帝国”劝进第一人，看来做帝王之师当太子太保、大司马、武英殿大学士是没问题的，按照《周礼》，还应该封我“上卿”，赐蟒袍玉戴三眼花翎黄马褂，封魏王加九锡，上书房行走，紫禁城骑马哩。 现在的形式和老袁那个时期不同了，那时候老袁称帝是受到了国际上的反对，正是洋人的干涉，才使得北洋军有人敢不听话。使袁缺乏绝对权威，要是没有这个因素，就是地方各省闹独立也不怕，管你什么蔡锷不蔡锷的，武力剿灭了就是，不用几年，全国人民就会象明朝人接受清朝一样，老老实实梳起辫子来。要是当年真的是这样，我们的学习的教科书一定说当年皇帝此举是多么地伟大，无数专家学者写出文章来阐述皇帝此举是如何如何地英明，对称帝的认识和我们现在绝对相反。 所以，虽然我党现在在国际上没有绝对的权威，但起码在国内是有的，美国顶多只能对我们指手画脚，顶多提给抗议而已，只敢经济制裁，我们完全可以不理。美国连个朝鲜都不敢打，对我们就更不敢动武了。这不是称帝的最好时机吗？ 在古代，由于中国和西方隔绝，周围各野蛮部落只是疥癣之患，多数情况下不能对中原皇帝的绝对权威产生实质性威胁，而在近现代就不同了，慈禧想做什么都做不成，连选大阿哥和废光绪都都得看列强的，最后逼得实在不行，不惜亡国的危险去和十几个国家开战。而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国际上有地位了，最多在抓捕运运时，有几个西方国家口头上抗议几句，在国际会议上找我们的领导人闹两句而已，西方国家慑于我军的人海战术，也不敢拿我们怎样。根本不敢象在清末民初，一旦看中国不顺眼了，马上就可以发兵来教训我们，逼得太后和皇上逃西安，袁世凯那时能比吗？此一时彼一时也，要是称了帝，国际上谁又敢对我们说三道四？谁敢发杂音，我们收拾谁！在国内，当权者更容易摆平，称帝所需的绝对权威已经具备。 其实在今天这种通讯交通发达的年代，如果不能在军事上称霸全球，那么要树立国内绝对权威的最好方式就是闭关锁国，就和今天的北韩一样。对的，朝鲜战争以后，虽然知道打不过西方，但可以保证美国不敢轻易对中国侵略，就是那时称帝，美国也只能干瞪眼。可惜还有个苏联要干涉，最后和苏联闹翻了，苏联也不敢打我们。正好可以关起门来学古代中国那样“自立乾坤”，不受别人的干涉。 一切事情就坏在和西方沟通上，所以刘伯温早就说：“海运一开起刀兵”。就是说只要一和外边接触，皇权就受到了威胁，皇帝权威一受损，国家就会乱。 可问题不是单方面的，要是岸英没死，毛泽东一定会学朱元璋，竭力把一个安全的、富饶的、稳定的锦绣江山交到儿子手里，绝不会去搞那个文化大革命，正因为他觉得国家反正在他死后不会跟他姓了，才不珍惜，才会由着性子干，反正两眼一闭你们后人来收拾。 这封劝进表扯到这里，我也觉得累了。我准备以后有时间再继续连载写下去，就恢复帝制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来讨论，主要内容有： 1．只有帝制才最符合中国人的人性，帝制是圣人们实事求是评估了人性后，承认中国人与生俱来又改变不了的弱点后选择的社会制度。 2．中国人的人性离实行民主所需要道德标准相距太大，而西方人既适合民主制度，也适合帝制，帝制是和宇宙结构相称的。 3．民主是邪说，谈“民贵君轻”的真实含义。 4．该什么样的人来当皇帝？是禅让好还是世袭好？ 5．工业是种错误。只有农耕社会的社会形式和生活方式适合人类。谈哪些职业是不应该保留的。 6．道德、王法与现代法律。 7．回答有关“既然帝制这么好，怎么清朝还被洋人欺负”一类问题。

乘槎寻道蜀江东 道在池旁一梦中 高枕黄粱镰斧血 仰观白日斗星红 剑横玉塞昆仑月 马渡阴山瀚海风 百载功名尘土耳 醒来独忆未央宫 ——————七律·辛亥百年 曹操讨伐张绣，路上炎热，前后无人烟，操担心士兵将哗变，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在马上假称看到远处有一梅林，士兵信以为真，口中条件反射产生津液，就不觉得那么渴了，为更快解决口渴得问题，走得也更快了，直走到晚上歇息才知道上当，可这时候也没了哗变的必要，让奸贼成功地摆脱了危机，这就是成语望梅止渴的来历。 最后操以一人之智力，尽掩天下人耳目，愚弄而儿抚之，百年以来的中国革命历史不也就是这么一部亿兆愚民望梅止渴，被少数几个政客奸雄愚弄的历史吗？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新军凭一腔热血，头脑简单地以为只要赶走皇帝就可以解决中国众多的问题，甚至以为只要拿下武昌城，中国的问题就统统迎刃而解了，人民就当家作主，永远能过上幸福生活了。可没过多久，他们发现问题远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意想不到的问题接连出现，朝廷大军压境，自己命都保不住了。只好和袁世凯谈条件，以为只要共和了问题就好办了。好歹赶走了皇帝，建立了共和，连汪精卫也天真地以为大功告成，跑欧洲留学去了。而事实上孙中山宋教仁推行的民主却寸步难行，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比大清还乱，这时大家才知道自己以前设想的仅仅只是一种梦想。 老袁复辟，大家似乎明白过来，原来革命的一切阻力都在他一人身上，寄希望于只要打倒了他，问题就又能迎刃而解，盼望已久的幸福生活终于能到来了。护国军开时和袁军混战，全国各省纷纷独立，都是督军掌权，乱成一锅粥。等袁世凯死了，各地军阀割据，四分五裂，远不如大清太平。过好日子的希望又落空，那又得再找个希望。各种外国传来的学说粉墨登场，大学里的笔杆子们有宣扬苏俄那套的，有宣扬欧美那套的，有讲三民主义的，都宣称中国只要实行他们的制度才有希望，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都说自己看见了远处的梅林，各自画着不同颜色的饼给中国的那些愚民吃。 仅仅为了证明自己说的对，仅仅为了证明只有自己上台执政中国才有希望，这些教授和书生不再做学问，各自借重国内外的势力组建了军队，不惜兵戎相见，不惜血流成河。信仰他们学说的热血青年，就像被曹操欺骗的士兵一样，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打算用武力，而不是用理智和说理来证实这些滑稽的空想，直杀得天昏地暗，老百姓叫苦连天，发现革命之后，自己离幸福生活越来越远了。 正在大家找不到答案而迷茫之际，日本人打来了，于是大家有了答案，原来问题出在日本人和帝国主义身上，都是帝国主义欺负了我们，我们才穷的呀！看来只要把日本人赶走，把帝国主义赶走，我们才会过上幸福生活。结果倒是日本人帮我们把欧美帝国主义给赶跑了，不平等条约多半也不了了之了，在这里几乎找不到几样不平等条约是由革命党人凭自己的实力给废除的。等日本帝国主义自己也被美帝用原子弹赶走后赶跑后，中国总该没帝国主义了吧？好日子总该盼到了吧？ 可热闹还远没结束了，一山难容二虎，国内出现了两只老虎，一虎说跟我干保你们以后能分到地，让你们当家作主，勾画出它向壁虚构的未来美好蓝图，结果很多人为了私利都去帮它打仗，它赢了，终于赶走一个，留下一个，这总该有幸福日子过了吧，再怎么大清都亡了快半世纪了，这好日子怎么还没过上？等来的是民主被收走，成了民主集中制，土地也被收归国有，成人民公社的了，没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白被耍弄一场不说，还被卷入政治运动几十年，每次运动都还是借口要给人过上幸福生活，每次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直到文革折腾结束，穷得不行了，才开始茫然。 文革失败后，整个社会处于信仰确实的茫然状态，为了避免民众反思，中共又使出望梅止渴这招，华国锋时期就提出了“搞四个现代化建设”，邓更提出“一切向钱看”的口号。我清楚记得那时的宣传画上用夸张的笔法勾画出在“本世纪末”要实现的种种蓝图，有的说要在1985年前修成多少万铁路，有的说要在1990年前建成多少有色金属基地，有的说要在1995年前放多少颗卫星上月球，有的说到那时东西多得吃不完，简直如同共产主义了，还配了一些画，猪大得象座山，可以坐上几个小孩，农民在河里划船，那船居然是一花生壳，可想那花生会有多大？这种伎俩确实有效，愚民们很快从文革的痛苦中走了出来，起码我当时也被骗了，以为未来的生活真的这么美好，以为前面真的存在曹操说的一片梅林，从此安安份份地过起了日子。到今天，无论当时这些憧憬有多少没有实现，都已经不重要了，没有几个还记得这事，也不会有谁去和当局对质，说当年受到了欺骗，因为这些宣传早就达到了当时安定人心的目的。 这时“改革”二字又应运而生，登上了历史舞台，头头们想挂羊头卖狗肉地搞资本主义，愚民们一听说可以搞私有制了，一想到自己以后也有机会当上资本家去剥削别人了，私欲一被钩起来，简直不得了，万民欢腾，感激涕零，都在喊好。可就不想想自己是不是和当官的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你这弱者怎么玩得过他们呢？ 先富起来的人是富起来了，极端奸猾阴险的人，有背景的人确实富起来了，帝国主义也夹着皮包回来了，先富的人从没履行过“带动别人后富起来”的承诺，而是当起了比四大家族还厉害的官僚买办资本家，勾结帝国主义和“公务员”们像骑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变本加厉永无止境地残酷剥削工农，抽骨吸髓。觉得比以前还不幸福，下岗的下岗，房奴的房奴，上学的上不起，看病也看不起。以前在大清，连想都想不到的社会问题现在层出不穷，道德极其败坏，什么都是假的，再有钱其实也找不到幸福了，可这一切都是愚民们革命招来的，得由他们自己去承受，每个人都有份。 历史还是一如既往地以望梅止渴的方式耍弄着中国人，只要有坏人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的目的，来骗他们说能给他们过安逸的生活，给他们一个镜中月水中花，画个饼给他们吃吃，中国人就信，就心甘情愿地被利用，驴为了吃到挂它面前的玉米而不停奔跑，而他们为了得到梦中的西方民主一百多年被政客利用。每次希望燃起，为之卖命，然后希望破灭，再燃起新的希望，再付出更多的代价，再破灭，比以前还要惨，自作自受。就这样不停地循环着。 有人说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毒害大家，那简直就是一派混帐屁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公卿缙绅这些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人尚且不管，百姓脑袋一热却总想要去为国家殉葬。皇帝都不急，太监急什么？还整日地把什么国家政治挂嘴边上。亡国不亡国有什么两样？ 百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不就是那么一场愚不可及的“望梅止渴”的历史吗？受了一百多年的骗，还被吹捧成波澜壮阔，被美化成不屈不饶，用艺术作品歌之舞之，那些政客、奸雄、魔鬼都被歌颂成了英雄。煽动着愚民们那廉价的情去当给它们当炮灰，使他们坚信这么做都是对的，对这一百多年的上当史从未有过怀疑，从没觉得自己正在被天上的魔，被地上像曹操那样的奸雄操纵着，玩弄着，还像阿Q般提醒着别人“下一次再有机会上当，千万别拉下我，我也要去革命”。那些“革命先烈”若泉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认为今日社会男盗女娼、贫富悬殊、礼失于野的现状，就是当年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所为之奋斗的“好日子”？这可都是拜他们所赐带来的呀。或许他们真的当年就是追求我们今天这种骄奢淫逸无病呻吟的生活？ 直到现在，中国人的梦还是没醒，妄想还是那么大，革命了一百年还没让过上他们要过的那种所谓的“好日子”，可还是痴心不改，又再次把眼光集中到早就被证明在中国行不通的西方民主上面。海外政治投机商（运运）煞有介事地推销说，只要搞上三权分立，换一种制度，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你们就可以过上美国那种自由民主幸福生活了。下愚不移，这种老掉牙的骗术真的就有那么多人去信，一百年的当还没上够，还想继续去上，总是不以历史教训为戒，相反还要在同一个地方摔跤。愚民信以为真，宁可被当局抓起来，也要不惜血本在网络上使劲兜售，这种想法在佛教中大概就叫做“妄想”，叫“贪”，这种做法在佛教中大概就叫“痴”，哪个明白人要是劝他们，他们马上火冒三丈，觉得你怎么敢反对我追寻我过好日子的梦？你不就是反革命吗？这大概又叫做佛教中的“嗔”。 那些海外运运会是什么好人吗？真象他们说得那样高尚，在为解救受苦的人在海外奔波，而没夹带自己的私货？谁知道这些政客安的什么心？中国这种“贪、嗔、痴”全部占全的人群，一贯望梅止渴，一贯意气用事，一贯好坏不分，一贯做事不负责任，一贯说话流里流气阴阳怪气，一贯在网络上怨天怨地，怎么能让他们自己作主呢？就是上帝来给中国人做主，上帝都头疼，上帝都没办法，何况他们自己做主？他们给自己下的决定一定是撒旦操纵着你们那廉价的情和智商替他们下的，一定是加速让他们堕入深渊，一定是在害他们的。 有人或许会问，你说民主不好，又说被政客利用不好，那么怎么搞才好呢？很简单，就是孔子讲的四个字：君君臣臣。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君就要在君的位，臣就一定得在臣的位，不能越雷池一步，不能混乱，韩非子说，帽子再旧不能穿脚上，鞋子再新不能戴头上。就是君的能力再差，大臣也不应该想篡权，所能做的只是辅助，这就是忠。国家的政治自然有君主和大臣管，打仗是军人的事，学生搞好自己的本行，读好书就行了，农民只管种好地就是了，士农工商，各尽其职，这就良民，而不按本份，老想参与政治，对朝政指指点点，指手画脚，想夺取权力的，就是乱民，就是乱臣贼子，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即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而近现代的奸人们却非要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搞什么民主，非要管自己不该管的，非要说天下是天下人的，不管什么人都想参政，谁都要对朝政指指点点。近百年来，中国的奸民们受国外政党制度的影响，兴起许多党，今天组这个党，明天组那个党，都是乱民们搞出来的乱党，没一个好东西，你们看古代有这种政党吗？明朝就是因为有东林党，搞朋比为奸，虽然没近代党派那么成熟，却在内部搞出来那么多的斗争，搞得皇帝对朝政都没兴趣了，消极怠工，才那么乱，加速了亡国步伐。这些乱党散布种种邪说，叫学生书不好好读，农民地不好好种，一个个想入非非，一个个蠢蠢欲动，这和儒家思想截然相反，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权，浑水摸鱼，这使上下相失，朝纲紊乱，这国家能好得了吗？ 本文写于辛亥革命百年的2011年前夜，不知太史公若在，会对这百年历史做何评价？而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痴心妄想，则是我对辛亥革命百年以来历史的总结，百年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它。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最善于用讲故事的形式阐述出深刻的道理，下面两个故事就是他讲的： 卫嗣公当政的时候，有一个犯人畏罪潜逃到了魏国，因其善于医术，深得魏国王后的宠信，长期逍遥法外。卫嗣公曾五次派人向魏襄王要求把这犯人引渡回来，甚至提出要以五十金的价钱赎买此犯人，均遭到魏襄王的拒绝。无奈之下，卫嗣公打算向魏国割让左氏县作为交换条件，决心一定要“违法必究”，将罪犯引渡回来。群臣闻之大惊，一致认为卫嗣公把这么大的城市去换回一个罪犯，实在划不来。而卫嗣公却认为：“治理不分大小，祸乱也不能以大小来区分，如果法律得不到实行，失去的价值远远要比十个左氏县还大，法律要是能够实施，失去十个左氏县也是划得来的。我若不去引渡这个罪犯，就会给天下的刁民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告诉他们法律是有空子可钻的，犯了罪是可以侥幸豁免的，以后这些刁民作起乱来，损失的何止十个左氏县？”消息传到了魏国，魏襄王并未嘲笑卫嗣公是卖国贼，反而大为赞叹，自动把罪犯引渡给了卫国。 还有个故事。楚国南部的丽水县盛产黄金，官方规定百姓不许在那里的河道里私自采金，违者就地正法。可来偷采黄金的百姓依旧络绎不绝，直到被处决的人太多，多得把河道都堵塞了，还是有大量的百姓舍生忘死地跑来偷采，法律在这里是根本不管用的。记者采访这些百姓，为什么顶着这么大的风险去采金子？这些人回答说：“利益太大了。”又问：“这利益再大也没有当国王的利益大，要是让你当国王，但要你马上去死，你干不干呢？”这些人说：“这我不干，因为这是必死的。而偷采黄金未见得一定会被抓住，抓住算我倒霉，没被抓住我就发了。”听起来很象现在贩毒分子们的心理写照。 这两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法律无论制订得多么完善，多么地没有漏洞，但执行起来不能做到“违法必究”，让人有侥幸的心理，那么其效能将大打折扣。法治必须结合人治才能拾遗补阙，法治和人治两手都得抓，两手都得硬。 和我们现在说的“以法治国”不同。法家的“以法治国”是帝制下统治者自己制定法律，是为维护其统治和利益服务的，没有什么投票的形式。但维护好了统治者的稳定，国家也就能稳定，国家稳定了，百姓就能过上太平的生活。统治者的利益和被统治者的利益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统治者个人的利益建筑在对被统治者进行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之上，所以是对立的。但统治者个人对亿万被统治者的利益进行侵害的程度不会太大，否则，被统治者就会造反，就会反过来影响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同时，维护被统治者的利益又是统治者维护自己利益的重要工作，统治者又需要服务于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则需要统治者做他们之间的裁判，需要统治者作为一个公正的象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统治者的利益和被统治者的利益又是统一的。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帝制下的法治往往更多地结合帝王的人治一起治国。 国家没有法律无法治理，但人又不能成为法律的奴隶，因此只能由君主一人凌驾于法律上，称孤道寡，实行“人治”。这里指的“人治”就是独裁专制，独裁专制就是帝制，一个人说了算。而现在有人说中共就是搞的独裁专制呀，不就是帝制了吗？我看中共根本没有独裁专制，党内和江泽民胡锦涛党魁实力差不多的帮派多如牛毛，时刻可以联合起来胁迫党魁，有时江泽民还得受乔石李瑞环的气，党魁并无绝对的威权，连终身制都没有，更没世袭了，甚至做个镇压滑轮功的决定还得去看各帮派的脸色，得江亲自给每个委员写信说服，你说哪里象个皇帝？各地政府犹如诸侯，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根本体现不了帝制的优越性。而目前帝制比较典型的唯有北韩，如此一个小国弱国，远有美国封锁，近有日本南韩包围，苏联垮台，中国背叛，要不是实行专制独裁的帝制，还能支撑得了吗？还能让美国不敢小看吗？恐怕早灭亡多年了。 可悲的是，现在法治社会的法律不仅不能减少犯罪，反倒成了“专业坏人”们的保护伞了。现在我们“以法治国”，有了系统的程序法和实体法，不讲纠问式审理而用控辩式审理，每一部法律出台都得经过一套复杂的程序以显示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看上去很文明很理性，也确实保护了一些弱者。但这种“法治”一般只能管管好人，整老实人，处理一些偶然犯罪的倒霉蛋。对真正的“专业坏人”却往往无能为力，机动性差，很容易被坏人找到漏洞，而且越是刁钻的坏人，这种“法治”越是无能为力，因为越是坏人越有钱请律师，都幻想在犯罪后能找个巧舌如簧的律师去钻法律的空子，帮他免灾，有了这样侥幸的想法，会促使他们以后去犯更大的罪。 你能想象中国的一夫一妻的法律管得了何鸿燊这种大流氓吗？中国不仅不敢治他的罪，还得给这黑社会送上政协委员的头衔来代表人民利益。这种“法治”只能限制你这种平头百姓而已，更做不到“违法必究”，出现了新的情况还得动用繁琐的程序时刻打个法律的补丁，更容易使坏人产生侥幸心理，继而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治”，对欧美日本那些相对而言本来就比较守法的人群或许有效，对中国人等于是拿感冒药去治癌症。 我今天着重要说的“法治”，是专制独载下结合了“人治”的“法治”，要远远优越于民猪社会下的“法治”。“人治”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弹性，人是活的，人怎么能被那象机器一样僵死的“法治”给限制住手脚呢？“人治”是靠人的大脑来作出判断，而”法治”只能由条文代替大脑做判断，你说谁更合理吧？皇帝是超越法律之上的，当下面有重大争议的案子交由他裁决时，他一旦感觉到恶人在利用法律的不完善和相互矛盾而在狡辩，不会作茧自缚反被法律困住手脚，无论律师辩护得如何天花乱坠，都可以不必理会，甚至连那自作聪明的律师都可以抓起来，而可以出尔反尔推翻自己以前订的法而直接改罪，这就是“法无定法”，使真正的专业坏人黑社会断了妄图利用法律反过来保护自己的念头。 别的因素先不谈，就从实施法律这方面来看，“人治”也远比“法治”有用，我们还是先举例说明。大家知道，目前同样象那逃到魏国逍遥法外的人，最有名的无非两个，一则赖昌星，二则李洪志。美加两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发，找了很多借口拒不引渡二人，极象当年的魏襄王。早在1999年大陆通缉李洪志的时候，就有传言说中共私下欲以五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作为交换条件引渡此公回国，李洪志在惊恐之余，于当年6月2日发表了所谓的经文《我的一点感想》，声称“美国是民主的国家，不会被中共五亿贸易顺差收买，呼吁全世界来关注此事。”以杜绝美国为了五亿元引渡它的可能。而美国为顾及自己“民主自由”光辉形象，只好对中共的要求置之不理了，否则即使没拿中共五亿美元，也被说成是为了五亿美元而出卖了“民主自由”。看来李洪志的确棋高一着，逼迫美国保护它。 愚蠢而可怜的中共，死要面子，为了证明自己也是“现代民主自由”忠实信徒，不仅对此讳莫如深，不敢公开承认曾经想用利益作为引渡李洪志的条件，而且不敢象当年卫嗣公那样提出更高足以打动美国人心的价码以显示自己严格执法的决心。 卫嗣公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根本不觉得用土地换人有什么丢脸的，大大方方地做了，他的对立面魏襄王甚至还为此赞美他。而到了现代，人们观念来了个大颠倒，中共做这事情得偷偷摸摸地做，一旦被李洪志揭穿，就象裤子被李洪志当众扒掉一样羞得满脸通红，再不敢走这条用利益换取美国引渡李洪志这条路了。尽管中共自己在搞独裁专制，是在搞“人治”，但在其的内心自己却迷信西方的那套“法治”是对的，在洋人面前是一种自卑的奴才心理，把自己那套想得太下三滥太见不得人了，为了证明“我们也是讲民主法制的”，怕被人说自己“独裁”“野蛮”，只好暗气暗憋，吃这哑巴亏。所以说，中共这帮人治国就是”蠢猪治国“。现在搞成这样，民怨沸腾，人民都在蠢蠢欲动，盼什么时候也象埃及一样闹腾一下。换了我金复新出来搞帝制当皇帝，至于搞成这样吗？ 如果当时江泽民不为所动，态度坚决，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而突破“做出任何决定都要通过法律”的这种框框，也学卫嗣公的样子搞“人治”，毅然堂堂正正地公开向美国加拿大提出：“你把李、赖以及在名单上的所有贪官全部遣返回来，我就放弃对台湾，甚至你要吞并台湾我也不反对，割让给你就是了。它们贪污到美国的钱我也不要了，就算送给你们美国了。”美国还会不肯吗？人民也未见得就不答应。 要是美国实在不肯也不要紧，那就只要花几万美元，找一个中间人出面，在美国当地雇一个黑社会杀手，找着李洪志当头一枪予以击毙，或者打晕后暗暗装船送回大陆受审就完了。反正死无对证，那杀手就是被捕，也称李洪志是和当地黑社会发生了矛盾，才去杀他的，反正有人顶罪，就算全世界人心里都清楚这是中共背后操纵的，中共也可以拒不承认。杀了李洪志再杀赖昌星，那些还冥顽不化不肯主动回国受审的贪污犯成惊弓之鸟，不用杀早吓死一大批了。即使这些人被美国特工保护起来，下辈子也得永远在极度惊恐和忧郁症中度过，再不会有一天好日子了。那就最大限度地做到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这让一切象李、赖这样的奸贼胆寒。 美国能就此和中国翻脸吗？一是他们藏污纳垢本来就理亏，二来是他们自己手头没有证据指责中共，第三，仅仅为保护这些小丑而和中共翻脸，将会失去广阔的资本投资地和产品倾销地，美国的大资本家也不答应，实在划不来。 那些贪污分子，那些坏人，原本就钻法律的漏洞，搞了大量不义之财，它们的心里状态是什么样和那些前赴后继去偷采金子的刁民一样：“你要查到我算我倒霉，你要查不到我，我就发了，我让子女把财产转移到西方民主国家，我们全家逃那里去养老，过好日子，让你们这些SB在这里穷下去。”这下这条路给断了，知道中共是要玩真的，是“严肃执法”的，是讲智慧百出的“人治”的，是不讲效率低下漏洞百出机械无用只能整老实人的“法治”的，是真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是会“不惜一切手段”的，是连“台湾都肯放弃”的。实在不行“还会派杀手”的，你说决心有好大？除非你能逃到火星上，反正你只要在地球上，中共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干掉的，比金二还厉害，这才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 那么国内那些做官的听说后还敢贪污受贿吗？谁还敢抱侥幸心理？贪污受贿再多，又不敢在国内大肆消费，连个可以逃的的地方也不会有了，贪污那么多钱还有什么用？只能让自己被枪毙。贪污受贿马上可以制止，每年因为少贪污受贿而节省下来的钱足以买十艘航母了，日本都得老实投降了，那台湾还敢独立出去吗？社会上象李洪志这样的奸滑的坏人，一见做了坏事是没地方可躲的，没有了侥幸的心理，也就不敢做坏事了，社会风气马上就变好，社会很多问题以前总是解决不了的，连带着马上也就跟着迎刃而解了，会少花掉多少钱？这个国家不就大治了吗？ 当初卫嗣公没有的这个“舍”就不会有后来的“得”。人就是不悟，总是只看到眼前的那点利益，为了保住芝麻，却丢了西瓜。中共还喜欢追时髦，喜欢洋人传来的一切东西，包括从洋人那里学来的那套可笑的“法治”，虽然“法治”听起来很美妙很动听很慈悲，却根本无法管理生性顽劣的中国人，要知道在中国，可以说一半以上的人，本质上都是赖昌星李洪志那样凶险的坏人，是亿万个小赖昌星小李洪志，“法治”治治那些相对比较老实的洋人还勉强可以，不用“人治”怎么治得了中国这样的人群呢？搞“法治”搞到最后，反而把自己老祖宗传下来的行之有效的“人治”和“帝制”予以了否定，人变成了法律的奴隶，倒过来被法律所操纵，眼看着法律，却只能对坏人望洋兴叹，无可奈何，最后连那“法治”也没搞好，这不就是“邯郸学步”吗？ 可能有的人又要问了，为什么世界发展到今天，世人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了呢？为什么会如此迷信西方的那套“民主法治”？要回答这个问题，得找清醒的人。谁是清醒的人？我看就是李洪志。李洪志虽然人品卑劣，但脑子远比什么那些唾沫四溅，滔滔不绝，却又言之无物的民主斗士们强到哪里去了，民主斗士其实都是些蠢货而已。 李洪志曾指出，这一切现象都是外星人背后搞的鬼，就是要让人迷信科学，成为科学的信徒不说，还让人迷信法律，满口什么“以法治国”，“不要人治，要法治”，开口就是民主，闭口就是自由，张嘴法律，闭嘴人权，好像这样就显得自己“上层次”了。目的是外星人为了方便夺取人的肉身，因为外星人觉得人类的肉身太完美了。 所以五四时期外星人就给中国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让愚民对“赛先生”深信不疑，让科学迅猛发展，最后研制出克隆人类，这种人类生出来是没有神注入的元神的，而是由外星人的元神代替。这种克隆人长大后居然看起来比正常人还聪明，于是再利用已经对“德先生”十分痴迷的愚民们自己去投票制定新的法律，说：“为了人类的健康发展，以后人只准克隆出来，不许再结婚再正常繁殖了”，就象全国人大出台个法律说什么“全国以后都只准生产转基因粮食”一样统一行动。到那时，外星人还会让人自己做出许多科学的解释，说这么做有如何如何的好处，骗这些愚民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人不是迷信科学吗？一听科学都说这对自己会有好处，也就接受了，人又很迷信僵化法律，已经习惯用僵化的法律代替自己的大脑思维了，一看法律是“一人一票投出来的，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结果一定是真理”一定对我有好处，肯定不会有错。连原本反对的人都老老实实地争做“守法的好公民”，这样外星人就顺利地进入这种克隆出来的没有元神的肉体里，最后全部代替人类。 社会上为什么出现庞大人群不想结婚，想结婚的人很多又找不着对象，又当了剩男剩女呢？为什么有这么多劣等生命整天不厌其烦自以为是地在网络叫嚣要搞 “美式民主”、“西方法制”、“一人一票”呢为什么有人执意要搞转基因食品呢？这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因素，因为这些人大脑都被外星人控制着，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们怎么看得透这一切呢？其实就是外星人想让人成为法律的奴隶，让人的基因按照外星人的要求做调整，在给外星人实现其最后的计划做准备。让愚民们自己把自己给毁了。 别看这些现在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按照现在人类如此痴迷投票那么尊重法律的劲头，已经越来越放弃了自我对事物真伪、是非的判断能力了，以后将完全由电脑或者法律代替人类来做是非判断，过些时候可能真的就会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了。

什么是帝制？帝制的特征是什么？帝制就是帝王一个人说了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大地和大地上一切附着物和衍生物的所有权都是他的，他制定王法约束群臣和百姓，因为治理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但法律不能倒过来约束帝王和制约制约人类，怎么办？只能由皇帝一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允许帝王朝令夕改、出尔反尔、拒不认错，他怎么做都是对的，这才是真帝制。所以君王称“孤”道“寡”，除此以外，连王子犯法也得与庶民同罪。 凡是君主立宪的帝制，都对帝王权力进行大幅度的限制，是假帝制，不在本篇的讨论范围内。 国家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帝王的权势，帝王个人的权势一失去，就等于亡国灭种。只有这种真帝制才适合于统治中国那方的人，只有这种统治才有可能统治得了那里的人因为那方的人只配这么统治。有的人说，这不是太看轻民了吗？圣贤们不是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吗？连唐太宗都说：“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吗？可是我要反过来问了，无论孟子、墨子、孔子、还是太宗，话说得那么漂亮，又哪个不赞成帝制而赞成民主的呢？他们看了现代西方议会民主这套肯定会摇头，他们会赞成让那所谓的“人民”的选票来决定人类的走向吗？他们哪个不是拼死维护君王的统治的呢？他们只是讲述了“民”这玩意多么地危险，治理好他们多么不容易而已。 明代的洪武永乐两朝，是典型的独裁专制，刑罚相当严酷，到成化、弘治虽然宽大些，但还不错。国家那时都是因为实行独裁专制而强盛起来的。只有独裁专制的帝制才能压服住中国那方人群。大家知道，洪武是以杀人立威的，最有名的就是蓝玉和胡惟庸谋反案，在南京一气杀了几万人，除了杀这两人，他们的九族都给灭了，还牵连其它相关人员。只要您曾经去他家做过客的，也算是同党，再逼问你还有谁是同党，你只好把知道的其它曾经去过他家做客的，甚至只是去做生意的，修过房子的都检举出来，也算成同党给抓起来，再刑讯逼问这些人，这些人被打不过，又把别的不相干的人给检举出来，把与自己平时有仇的人也咬成是同党给供出来。这一下就杀掉几万人。 这一下就立了威，中国人那么奸诈的，那么调皮捣蛋的，现在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谁还敢去谋反，谁还敢去犯罪招惹当局了呢？你明明没有犯罪的，明明没有想谋反的，都随时可能祸从天上来，根本不需用讲什么证据，只需要当局推断你有罪，你就可能人头落地，没有妄图抵赖或狡辩钻空子的机会。谁都知道只要沾上这事，不死也得脱层皮，所以平时连和当局斗心眼的想法都不敢有，连“谋反”两字想都不敢想，避之犹恐怕不及，何况还敢去真的和皇帝对着干？这样一来，社会秩序马上稳定了。 其实洪武杀得最多的还是官员，他曾规定每个地方到京来汇报的官员，那些数据都得在当地填写好后才来京上报，以免随意乱填带来水份。可有的官员觉得这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当真到了京再按照自己的想法填写。这事被朱元璋知道了，他勃然大怒，首先下令把这官员砍了头，别人以为这事应该这样就算完了。可朱元璋认为全国别的官员平时一定也是这样勾结起来背地里糊弄自己、应付自己，再次下令，把全国知府知县等一把手全部砍了脑袋，让二把手来继任。这下真的做到了令行禁止，连没有犯错都可能掉脑袋，谁还敢有意做怪去违背君王的意愿？更不敢结伙勾结起来糊弄皇帝了。 有的人觉得洪武太严酷了，可洪武却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每年死在水里的人多，还是死在火里的人多？”众人想了半天，说“好象每年死在水里的人要多一些。”“对呀！”洪武解释道：“火势凶猛，人人想到它都害怕，平时都尽量远离，除非本来就困在房里出不来了才会被烧死。而水性柔弱，看上去不可怕，有的人还主动跳下河游泳，有的人主动去海里航行，这才使更多的人丧命。我今天行严厉的法，行对我自己没有制约的法，看上去就象烈火一样，别人都不敢对抗，避免引火烧身，这样以身试法的人就少，死的人就少。要行象水那样柔弱的法，奢谈什么公平，表面很仁慈，别人就不当回事，就会抱犯罪后可以巧言狡辩掉罪名的幻想，从而抱着侥幸心理去以身试法。” 同样，毛要不在建国时杀那么多投降过来的敌人，不杀掉党内那些敢挑战他权威的人，只要对它们仁慈一点点，这些人就一定会出来捣乱，与其如此，还不如乘早铲除。再没有谁敢心存侥幸和毛玩心眼了。 没办法，不这么做真的就不行，人就这么贱的。现在那些在网上大肆鼓吹西方民主的人，恨不得在中国马上照抄照搬美国那套民主，其实都不是老实人，都是野心家。事实上，别看它们口唱民主，却个个都是权力欲望极大的人。你看它们运运内部哪个搞的是民主？哪个不是妄图在自己的团体内搞专制独裁的？哪有民主？只不过假借“民主”、“人权”、“自由”来煽动国内闹事，它们可以浑水摸鱼而已，这和宣传资本家“剥削”工人，假借“解放”之名，要为其打天下当炮灰有什么区别？目的还是想让自己当上皇帝。它们要夺了天下，百分之百还是要搞独裁这套。既然怎么做都最后要走上独裁这条路的，现在大家又何必反对呢？ 它们经常指责毛不守信用，说毛泽东搞“阳谋”，叫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引蛇出洞”让这些阶级敌人暴露自己，然后加以镇压，以此数落毛。可它们岂知，帝王就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就是应该和臣下玩心眼的，《韩非子》这本书自始至终都在教帝王们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术，你们怎么不骂韩非子？要是名正言顺称帝了，再搞这套或许你们反而又觉得正常了。中国要不是实行这“表面民主，骨子里专制”的模式，树立君王的绝对权威，中国早叫你们这些奸人给灭亡多时了。所以我说：“帝制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民主者，毁中国之毒药也。”现在的中国只有名正言顺地恢复帝制，彻彻底底地和“民主”二字划清界限才能走出今天的困境。什么“民主”、“人权”、“自由”，通通都是毒药。对于愚民和奸民众多的中国人，能用这些东西去统治吗？奸民们投票选出来的人能是好东西吗？愚民们只顾眼前私利而投票选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之路会是一条光明大道吗？ 洪武帝知道中国人是最讲“爱”的了，中国人不象洋人，我们很多人出国，发现洋人之间感情好象淡入水，没有我们礼仪之帮来的人那样喜欢人来客往，送礼请客讲感情的。其实洋人这套倒还象点“君子之交”。洋人长大和父母关系比较疏远，和兄弟姐妹更别谈了，对异性也顶多因为性而去爱，但兴奋劲一过马上另寻新欢。而中国人重“感情”，最讲骨肉之情，有的人对自己家里人很好，是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对外却凶得不行，无恶不作，判若两人。其实这是把双刃剑，有美好一面，往往是罪恶的根源。很多罪不都是因为爱而引起的吗？中国人除了爱自己的老婆、情人，还爱自己父母子女，甚至喜欢自己的老乡，为了让自己的老婆孩子，父母兄弟姐妹过上“好日子”，什么坏事都肯干，宁肯抛弃自己的生命也再所不惜，这“爱”现在听起来很好听，很高尚很美好，可那都是爱自己那小圈子，爱与自己骨肉，区别只是圈子的大小范围不同而已，有的局限在老婆孩子，有的还爱父母兄弟，好点的人还希望自己三姑六婆能靠自己享福。正统英宗皇帝的大太监王振，虽然草包一个，但桑梓之情甚浓，爱自己家乡一草一木，弄了七十万军队去打瓦喇，战况不利，应该及早撤退才是，可他偏要把军队兜远路经过家乡，显示自己衣锦还乡，但同时又指示军队做好军容风纪，不许蹋坏老乡的庄稼，你说它多爱自己的九族啊？结果因此还耽误了行程，被瓦喇军追上，全军覆没了。 但几乎没有人的爱有整个国家那么大，对圈子以外的人不仅不爱，反而还很恨，巴不得天下的好处都让自己和自己爱的人占有完才甘心。也没多少人是爱君王，事事为君王着想的，真正“忠君爱国”的人很少，所以整个古代评论人品，首先一条是看你是不是“忠君爱国”，其次才能说到别的什么诸如“孝顺”、“孝悌”、“仁爱”。中国人当了官不怕自己被杀头，心想：“反正我把钱都藏起来了，我就算被查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被砍头，我死后，我老婆孩子，父母兄弟会挖出这钱过上好日子，我死也值了。我对我心爱的人已经尽到责任，问心无愧了。”于是“大义凛然”地引颈就戮，没有一丝愧意。 你说中国人这“爱”多可怕？多具有两面性？所以朱元璋气恨之下，把贪官的皮剥了挂在公堂上，可继任者在这人皮下办公，依旧要贪污，因为他们心里只有“爱”，不怕死了。那怎么办？只好搞“诛灭九族”。当着贪官们的面把他家里人砍了头，当贪官看见自己最心爱的老婆、孩子、父母因为自己而被砍头，或者儿子被罚到人家家里为奴，女儿罚做官妓，让千人骑万人日时，心里才会真的后悔，真的难受，才会生出那么一丝愧疚。 现在的人愚昧，看这段历史问题都很片面，都觉得那些被杀的九族太冤枉了，可能里面有的亲属根本不知情，根本没怂恿官员贪污的。但没办法，不杀你，制止不了犯罪，国家更不可能搞好，你不能恨洪武，要恨得恨你那喜欢调皮捣蛋的亲戚。现在的中国之所以搞不好，就是吸取了外国那套司法制度，使得奸人们有空可钻，要也把贪官的九族杀了，别说九族，就只把它父母老婆孩子杀了，贪污受贿马上就会制止，风气马上就好起来，因为现在的中国人“爱”的范围在缩小，连父母也不爱了，只爱自己的老婆孩子，也有的连老婆也不爱了，只爱情人。那就不必杀那么多人，只要把贪污后的最大受益方杀了我看就够了。所以现在中国恢复帝制，重新实行明清时期的司法制度势在必行，这才是制度问题的根本啊。 那么这么搞了之后，国家怎么样了呢？打开历史书可以看到，洪武死后没多少年，中国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内战，几年的战争，习性类似洪武的永乐帝终将生性仁厚的建文帝给推翻了，其后永乐又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以清除北方游牧民族威胁。又组建庞大的舰队，派郑和下西洋。按照现在人的推断，国家经过这么惨烈的战争洗礼和巨大工程的消耗此时应该早被掏空了，国家绝对衰弱得百孔千疮。可是历史恰好相反，到了永乐朝，物产极其丰富，粮食多得吃不完，境内大治，文化繁荣，立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就更说明洪武永乐治理的方式有效，象建文那么搞不行，上天选择残暴的永乐代替宽厚的建文是有道理的，目的就是要这段时间的稳定，就和《儒林外史》29回里杜慎卿说的一样：“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软弱，久已弄成个齐梁世界了！”以至于后任几位皇帝象宣宗等等的日子相当好过。到弘治后几朝皇帝，被人哄得仁慈了一些，放松了高压管制，不那么“暴政”了，可没几年，朝廷的奸臣、贪官、搅屎棍们马上纷纷出笼祸国殃民，等崇祯再想学洪武振兴，已经无力回天了。 有人会说：“这不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吗？还是现在的司法制度好，你看现在的司法制度多完备啊，哪有这么轻易定人罪的呀，法无明文不为罪。都在学西方那种无罪推定的原则，讲人权了。不会再冤枉这么多好人了。”可是它们也不想想，西方的这套司法制度用到中国来合适吗？要对中国人也这么宽大，那问题就来了。 比如，今天定条法律：“鉴于干部下乡大吃大喝之风盛行，为提倡节俭，以后干部下乡每餐只能四菜一汤。”中国人是最有“智慧”的了，自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你不是只准四个菜吗？我就把每个菜做得象缸那么大，还是铺张浪费。等上面发觉了，指责他们不按政策和法律办时，他们振振有词：“你又没规定一个菜只准用多大的口径，我这不是四菜一汤吗？法无明文规定者，不算罪！”上面语塞。这些干部觉得自己聪明极了：“你看，还是我聪明，能想得出这种办法，你们就想不出来。”沾沾自喜。上面一看法律被人打了“擦边球”，只得规定装每个菜的盘子口径大小不得超过30公分。可干部们还是有办法，用极深的盘子来装，国家又发现不对了，等再指责的时候，干部们还是能学阿凡提的样子油腔滑调强词夺理道：“我哪里是犯罪？你又没规定盘子有多深？”国家只好再出台新的司法解释，规定盘子最深不能超过5公分，以免再被人钻了空子。这还是难不倒他，他就把菜尽量做成山珍海味，费用变本加厉，国家一看不行，不得已再制订各种级别的干部的各种工作餐标准，只能什么级别的干部一桌吃，不够级别的吃另一桌。人为地把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情搞得复杂得不行。可还是管不住下面这些干部，人家还是有办法，叫厨师做菜时，把原料价格报低，弄得满汉全席的价格和稀饭差不多，国家无奈，又得出台新的清单，洋洋洒洒列举了无数种珍贵菜肴、珍稀动物、高价原料不许吃，这时，这部法律已经缝缝补补几经修正，恐怕厚得象本书了，复杂得连律师也记不住了。可是效果呢？别说还是没管住下面，即使最后管住了，下面的干部解不了谗了，就会消极怠工，声称自己吃得太差，干不动活了，损失更大。那么大家想想，在中国哪行哪业，哪部法律出台，不是经历了这么类似的过程呢？这种“猫捉老鼠”的无聊游戏浪费掉大量资源和成本，民主人士却做得有滋有味，喜欢把简单的事搞得极复杂，最后还是没解决问题，反把下面所有的人都训练成了偷奸耍滑的老油条。 西方社会这种温柔而繁琐的管理机制、司法体系只能勉强管管西方那些国家的老实人。对中国人来说，就相当于用疏漏的篱笆来防狡猾的狼。中共曾出台过无数个“四菜一汤”的规章制度，都没实行几天就成了摆设了。在中国，这么一点简单的事情，靠西方那套管理模式都没办法解决，那么更复杂更难办法律就更没法实施了，就更得打折扣了，到最后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而要是在帝制条件下实行王法，就不是这样的了。古代的法律线条很粗，不象现在这么细腻。要是洪武皇帝规定了只准四菜一汤，你敢学阿凡提那样去他面前狡辩吗？调皮捣蛋地回禀：“你又没规定盘子尺寸多大，我就拿缸装。”你以为这就能把洪武顶回去了？他就哑口无言了？洪武就马上发火把你九族给灭了。王法就是给了执法官个人很大决定和判断的空间，只看你起心是恶是善，不存在明知你犯了罪，还被你巧言逃脱的可能。因为“法治”是死的，“人治”才是活的。你说哪个效率高？你说哪个真正解决问题？你说哪个真正端正了风气？ 对中国人只能用帝制和王法来管，这叫“因地制宜”。可有的人想参政的念头已经上瘾了，觉得专制碍着他执政得瘾，让他不能当上大官或者皇帝完成自己的梦想，嫉妒得不行，死不瞑目，所以竭力鼓吹在中国全盘推行美式民主，搞什么分权，他才有机会乘乱捞权，大肆宣扬什么“林肯的演说”，什么“普世价值”，大谈什么选举的好处，好象这么一搞，中国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我倒想反问他一句，在中国真的全面照搬美国的体制行得通吗？我就别说全面了，就采用一条，让中国人享有美国人那种“人人可以持枪”的自由，你看行得通吗？ 中国人的素质，大家都有目共睹，最不讲道理最野蛮了，泼皮占了绝大部分，有的人别看它有什么学历，本质上还是无赖，只不过有点文化，更阴损而已。有的人，为了面子，为了一点小利，做事情根本不计后果，根本不顾生死。没枪都还寻思要造火药枪行凶呢，中国人手里没枪，每年造成的杀人案件都比有枪的美国高出许多。很多人常会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无理都要搅三分，有理更不饶人了。 很多中国人喜欢欺负别人，遇弱就欺，遇强就服。同时又不能忍受别人欺负，要是自己势力比别人大一点，就老寻思着怎么欺压别人，总要在人家面前“耍横”、“立棍”、“摆威风”，要别人在它面前服贴。我就不讲这些强梁的人手里有了枪会干什么，单讲那些现在看起来被人欺负的弱者，他们之所以现在窝囊，是因为无力反抗，打不过人家，只好暗气暗憋，可你不要以为人家就不想报复了。要是手里也有了轻易要人命的东西，那就不一样了：“你不是平时仗着自己力气大势力强要欺负我吗？好！我以前拿你没办法，现在我就早上到你家门口等着，你一出门就当头给你一枪，然后冲进你家里，把你一家都杀了。我死一个，拿你家里十几口垫背！”要不禁枪，这种事情可能层出不穷，不知道要出多少杨佳，杨佳要有枪，何止杀六个人？估计得杀掉六十人，过不了一个月，十三亿中国人就只剩下三亿了。 这么一点点小小的美式民主都没法向中国人开放，一开放就会象洪水猛兽把中国人给吞掉。其它那些更大更重要的自由能开放吗？你那向往的美式民主在中国能行得通吗？ 要发挥帝制的长处，好有个首要条件，那就是毛泽东说的“独立自主”，也就是“自成乾坤”，或者说得难听点，就是“闭关锁国”。只有在这个状态下，皇帝有绝对的权势和威严，说出来的话算得了数，丝毫不打折扣，帝制的优越性才能最大地体现出来。我刚才讲了，洪武时期的帝制算很成功的，那时中国周围乃至世界上都没有比中国更强大的，即使有，却因交通不便而不能影响到中国。而要换了清朝末期同治、光绪、宣统的帝制，则徒有虚名，因为那时最有权势的已经不是皇帝和太后，而是洋人。皇帝要杀个人，只要洋人反对，就杀不成。而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命令慈禧杀点一百多个反对洋人的大臣，慈禧明明不愿意，也得照做。这帝制实际也是假帝制，名存实亡。 整部《韩非子》都在教君王应该怎么算计臣下，要君王装得虚静无为，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保持神秘感，让臣下摸不准自己的心理，再暗中观察臣下，“虚静无事，以暗见疵”。用奖励和惩罚（刑德）“二柄”的把戏，又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又让臣下怕自己，最后可以“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样就能通过臣下对全国指挥自如。但这一切都得建筑在君王有绝对的权势基础上，一旦权势被打了折扣，想奖赏的不能奖赏，想惩罚的不敢惩罚，臣下不怕君王，而怕外国，臣下有了罪还可以投靠外国而规避，投靠外国所能获得的好处远比为君王效忠来得大。君王没有了权势的情况下，帝制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言呢？难怪有预言要说“海运一开动刀兵”。其实是说，大清在被海上来的列强欺负后，马上失去了威严，君王就再难全面掌握这个国家了。不过几十年，清朝就垮了台，国家四分五裂，由各种各样的军阀统治，成了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若不是列强之间自己打了起来，爆发了二战，中国还可能统一吗？恐怕早被列强瓜分完了。 毛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点，知道若不“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不关起门来做皇帝，总是受制于美苏，王位终究难保，所以宁肯和苏联闹翻也要关起门来闹革命，不受外面的挟制。反观当今的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在军事上还没有特别受制于西方，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却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帝王的权力大打折扣，对运运，虽恨不得把他们五马分尸，却不敢杀害，稍微抓几个，西方社会就大呼小叫地谴责，动不动以经济制裁相威胁，国家投鼠忌器，想杀却杀不了，关又不能关，只好驱逐到国外，受制于人，失去了绝对的权势，想靠韩非子的“二柄”术摆布下面也就办不到了，难以做到“要在中央”遥控指挥全局的效果。 可能又有人要问了，既然毛泽东和苏联闹翻了，原子弹都造出来了，美苏都奈何不了他了，国民也被隔绝了和外国的联系，对外一无所知，他应该有施行帝制的优越条件了。为什么还是搞不好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这又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即谁来当这个皇帝和怎么样选继承人的问题。简而言之，正因为毛无法把锦绣江山传给自己的骨肉。这才恶搞一气，死后一了百了，随便你们怎么样了。若能传给儿孙，就不会去做那些荒唐事了，总不能留给自己的骨肉一副烂摊子吧。这个问题，我们留在下一讲再和大家详细阐述。 谢谢大家！

说到古代的中国，留在我们印象中的就是那种男耕女织的农耕文化，农业社会。不错，这才是正常的人类社会，而现在所谓民主共和的社会制度，及其配套的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变异的社会形态。和现代科学一样，是强加在人类的身上的，给人类尝点甜头，却让人类毁灭。本文谨从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比入手，来阐明这个问题。 在帝制下的农业社会中，“务本”就是指种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种田读书是最正常不过的人类生活方式，佛道是高尚的，做官是荣耀的，耕地劳作是最正常的，除此以外，几乎都被称为不务正业，商业被视为猥琐，戏子属于下九流。直到近上世纪解放初期，我国很多地方的农业机械依旧还是处于宋代的水平，原始而实用，相对于现代农业来说，虽然效率比较低下，但能基本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的各种需求，使绝大多数的人口摆脱不了土地。直到现代工业加入到农业生产之中，才使大量人口从土地里“解放”了出来，充实到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各种职业之中。越到后来，人们越耻于象种田那样的诚实劳动，反以从事炒股、炒楼、倒卖车票、操纵市场，这种投机取巧的行当为荣，靠给别人制造麻烦而不是靠给人以方便赚钱，反觉得这是自己聪明才赚到的钱，实际是离“道”日远，以前被人们看不起的商人成了最受捧的行业，商人一有地位，饱暖思淫欲，地里不需要那么多人劳动了，只好充斥到各种“服务业”中去，社会上戏子、婊子这种职业最吃香，青年人热衷于各种选秀活动，考电影学院，农民则成了最受人看不起的职业，仅比乞丐好一些，当官靠的不是读圣贤书出来的读书郎，而是靠入某“组织”靠走门子。 除此以外，在古代，读书做官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辅助性的职业有医、卜、星、相等等，商业不发达，金融典当等行业更是幼稚，而且普遍被人看不起，认为这些不是正行，听起来多少有点“歪门邪道”的意思。农耕文化中没有工业，只有小手工业，社会结构较简单。直到明朝，这一切方发展成熟，社会政治制度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日臻完善，相得益彰，中华帝制文明达到最完善的境界，不仅物质文明完全能适应人们有尊严的生活需求，而且普遍崇尚高雅的精神生活，各种宗教学说盛行，让人们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人人讲礼仪，个个崇诗文，从中获得快乐，这才是正常的成熟的人类社会形态，我相信那时的人远比现在的人内涵丰富许多，也幸福许多。 我不知道现在的人有多少是每天是硬着头皮去上不喜欢的那种班的，又有几个人是喜欢自己那份工作的。现在的人却认为那种在都市里的白领生活才是最正常的生活，而却我一直向往那时农家的生活，有几块地，种一些树，平时养鸡养鸭养牛，早出晚归，闲时读读书，坐坐禅，访访道，逛逛集，觉得这才是人正常的生活方式。 工业是不该在人类社会出现的，它虽然带来了更大的物质文明，也让人们从中得到了快乐，而这种快乐不仅多余，而且是有害甚至是致命的，它仅仅带给人们一些便利和舒坦，其代价却让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为之走上灭亡的道路。相比之下，人类从工业中得到的是芝麻，丢掉的是西瓜。因为什么事情都不能走极端，社会有小手工业就足以服务人们的需求了，人类一味追求工业化程度越高，满足其不断增加的无止境的各种需求欲望。以为科技越发达就越好，实际离人类毁灭就越近，离地球毁灭就越快。就象体育锻炼一样，适当的体育运动有利于身体健康，而为了得冠军去参加专业竞技体育训练，则反而会对身体带来伤病，反而老得快，反而对身体不利，看看姚明刘翔，你就知道了。关于这些，我在后文中还会就此详细展开阐述。 要是我们离开现代工业，回到明朝，我们会发现那时人类的生活质量并不必现在差。从吃的方面来说，描述明朝社会的小说《儒林外史》中就出现了这么一些我们现在还在食用的菜肴，低档的有豆腐乳、大头菜、笋干等早餐佐菜，到了酒家，上的是黄闷鱼、醉白鱼、白切肚子、京炒肉、煎肉元、闷青鱼、煮鲢头，这只还是些家常菜，我看比现在还吃的好，现在人吃得还不如几十年前好呢，许多老师傅死了，把绝技都带棺材里去了，很多有名的菜你根本就吃不上了，还怎么和明朝时的比？我们可能会想象，在更远的宋朝，人们不知道会比现在吃得差多少，其实那时的蔡京太师就能经常吃“蟹粉包子”，据说好吃得很。这么看来，农耕社会的人们一点也不必现在吃得差，要说现代人超过古人的地方，就是象广东人那样，什么动物都敢吃，不管有没有毒，连婴儿也要炖来吃。 在穿的方面，农耕社会的人也不比现在的人差，棉花在明朝的时候已经传到了中国，那时的人们除了经济原因穿不起棉制品而只能穿葛麻布料的以外，富人穿得普遍比现在人好，大多数人已经可以穿上吸汗透气的棉内衣了。夏季有丝绸外套，冬季穿皮裘大衣，一点也不次于现在人。而现在人呢？大多穿的是从石油里提取的化纤织品，象晴纶、的确良，虽然产量大，但和很多皮肤病的出现有关。现在的人要再想穿绸裹缎，冬天拥有水獭皮大衣，估计不是大富翁还买不起呢。 说住的方面，是不是一定住现在工业社会的房子就比明朝农业社会的房子好呢？大家知道，即使在日本二战时期，乃至现在，很多都是唐朝式的建筑，冬暖夏凉，是从唐朝学过去的，洗澡还保留那时的习惯，喜欢在大木桶里洗，从未听说有什么不便。明朝有点钱人家的建筑，更多的是象《红楼梦》大观园一样，或者就象苏州园林那种拙政园、留园、狮子林那样雕梁画栋，小楼亭台，假山水景，住那里心情不知道要比住现在的筒子楼、多层、小高层舒服哪里去。现在人，住的地方一点点小，同样也就四个墙壁，能和古代比的就是能加个空调，有个抽水马桶，喝自来水，你想再住明朝那样的房子，恐怕没十亿，连地皮都买不起，只能当公园来看看解馋。空调用多了，得空调病不说，那氟利昂排放太多，造成了臭氧层空洞，地球的保护都被破坏了，很多人被太阳紫外线照射而生了奇怪的病。你权衡下利弊，空调究竟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呢？工业化之后，人类比农业化时候究竟快乐多少？ 要说行的方面，老子的道德经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就是说人们生活在一个个小国“部落”里，靠得很近，鸡犬声相闻，但老死都不来往，有舟车都用不着。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古代除了长途贩运、官员调迁、进京赶考、僧道化缘、观光旅游外，人们的生活范围一般在几百里之内，大多数人一辈子在就在附近几个县转悠，根本不需要现在汽车飞机这样飞快的交通工具，一般不是骑马骑驴，就是坐轿坐船，但生活并未受到多大影响。也不会产生任何污染，更不需要开发什么能源，马只要吃点草就行，驴拉的屎还可以当肥料。而正是由于现代工业才使得交通工具变得尤其发达，老板才可以命令你得长期出差到很远的地方，使你疲于奔命，正因为有了先进的战船，才使得西方野蛮殖民者能够乘坐它绕过沙漠用武力侵犯东方的文明，正因为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病毒可以更方便地全球传播，正因为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地域的文化被相互影响而扭曲而没有了特色，正因为有了便利的交通，加上电影电视，才让西方那些符合人们饱暖思淫欲的秉性的魔鬼一般邪恶的价值体系，在全世界快速扩展开来。 人心趋恶，学好很难，要学坏只一瞬间，你会发现长期生活在交通不便相对闭塞地区的人比较纯朴，连中南海找服务员都知道找那些小地方的女孩，觉得老实可靠，就不敢找大城市的见多识广的女孩，知道她们心地早坏了，连中共都懂这个。怕就怕交通便利了，改革开放让这么多原本朴实的农民进城，一进城见了“世面”，马上就会变本加厉的学坏。你说交通便利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人类愚蠢，喜欢偷懒，喜欢享受，喜欢争斗，喜欢攀比，又贪小，又没有眼光，只顾眼前，不计后果，让人们接受去接受工业，让人类贪图工业带来的所谓“便利，舒服”的假现实而接受了它，就象贪图自己能参与政治而选择民主丢弃帝制一样。有的人说：“这有什么不好？我不是切切实实舒服了吗？工业化虽然使得生活节奏加快，但我辛苦工作，为的就是享受这些工业文明的成果，多赚了钱，我可以寻找快乐。”可是我要说了。你的付出和你的快乐成正比吗？用和以前农业社会相等的辛苦，能换来相等的幸福吗？你认为你现在活得幸福？还是几百年前明朝的人幸福呢？幸福不仅比以前少，烦恼还比以前的古人多得多。 在工业社会里讲究竞争，各种压力逼得人透不过气，哪里还可能有农耕文化中陶渊明那种悠哉游哉的生活呢？为了竞争，得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才可能不被淘汰，除了工作时间，除了无休止的加班，还剩得下多少时间去享受所谓的“快乐”？还得不时“充电”，稍微懈怠几天就被时代遗弃了。我很奇怪为什么人类会热衷于过这种生活？自己在为谁当“奴隶”呢？丢弃了幸福，自己去找罪受。一晃这一辈子就这么忙过去了，转眼就到退休年龄了，还没过上几天快乐的日子，多年的紧张生活，已经给自己带来一身病，不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就是高血压，颈锥病，还怎么享受快乐？现在的人起码都是亚健康，这不就是人类整体都在干一件傻事吗？为了维持这种“舒适”的生活，花掉的代价却是巨大的，人人都得去做那种竞争力极强，紧张而有劳累的工作，为了那份工作，占用了绝大多数的时间，最后你还有多少时间享受了“现代文明”带来的“舒适生活”呢？恰恰过着得是不怎么“舒适”的生活。 人觉得凡是能有助于满足自己的欲望的都是对的。所以一味地提高科技，一味追求享受，一味追求竞争，无限制地想从工业和科学中追求“舒服和便利”，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就象我刚才举的体育运动和竞技体育的关系一样，追求名利搞了几年竞技体育，不仅伤了身体，还会少活几年。因为什么事情都不能由着性子一味地去满足欲望，什么事情都得讲中庸，都得讲节制，比如吃好点确实有益健康，可是你要由着性子大鱼大肉大吃大喝，一味地满足自己的食欲，不用几年，保证心血管疾病来了，高血压来了，糖尿病来了。性交是必须的，否则就没了后代，适当地性交有益身体机能的调和，可是人若不顾一切地去满足性欲，不几年就会腰酸背痛，迎风流泪，离下世的光景也就不远了。 人人赞美这种追求，说是应该“发展”，说这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是必然的趋势。所以一味地“向前发展”，以满足自己无止境的欲望，从没有知足的时候，看不到这会给自己带来灾祸，老子早就讲：“祸莫大于不知足”。“发展”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正因为年龄有“发展”，人才会变老，人才会死，正因为“发展”，地球才会毁灭。佛家讲不生，道家讲不死，都是不想再发展什么了，只想让时间停留在一个美好的节点上。天上的神仙，看上去永远那么年轻，男的永远二十来岁，女的永远是最美丽的十七八岁，就是因为不“发展”了。我们中国人讲中庸，什么事情都不由着性子乱来，都有节制，所以发展农耕文化到明朝就不想再发展下去了，觉得已经完全能满足人类的所有需要了。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对地球没有破坏，没有污染，再多追求就是贪心，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如果一直保持明朝清朝这种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地球不知道能保持到什么时候。可惜的是，西方的国家利用武力，利用人类的愚昧破坏了这一切，加上此后的中国都是那些最坏最愚昧的坏人当道，带领着愚昧的民众，完全抛弃帝制，视农耕文化为落后和愚昧，就九牛拉不回地随着西方而去了。 这还不是主要的，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损失远不止这些，正因为有了工业化，地球才会被毁灭，人类才会被灭亡，地球上要一直是“缓、慢、圆”农耕文化的话，就一直不会灭亡。就象埋在土里的瑜伽修行者一样，细胞分裂的时间越来越长，使生命也顺带延长，这和现代讲究高节奏的生活正好相反。 地球从远古到现代工业产生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没有受到致命的威胁，可自从发生了工业革命，从其产生到现在仅仅一百多年，地球就已经不堪重负，而极端恶化，濒临绝境了，你说工业毁灭的速度有多快？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轻重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制造毒水排进江河，每天人类排放大量生活垃圾，很多都是无法分解又带毒的塑料袋、塑料饭盒等等，扔进河里，埋入地下，或随风飘零，大自然又没有能力解这些毒。太湖等鱼米之乡从此成了绿藻之地，江河断流，鱼虾绝迹，都是在工业化后不久造成的，电力工业制造毒气形成酸雨，煤炭工业挖得山崩地裂，还不包括核工业的威胁，世界上的核武器已经足以销毁地球无数次了，这都是现代工业带来的结果。据说上一次地球毁灭也是这个原因。而人们从中获得的好处，仅仅是为了“便利了一点，舒服了一点”，只给人类带来一个虚幻的“先进”的感觉而已。 地球只适合农耕文化，工业文化本不该地球上所有，工业是摧毁地球的快速毒药，不用两百年就能把地球给毁了。大自然，或者称“神”，已经巧妙地给人类安排好了一切，不需人特别去钻研，人只需用小手工也粗加工大自然的赐予，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你会感觉到这一切似乎都是浑然天成的。夏天天热了，地上就会在这个时候成熟西瓜给人解暑，水里就会长出鲜荷给人清热。你想洗发，根本用不着现在那种化工制造的洗发水，天然就有皂角这种植物供你洗发，粗加工一下就制成了很好的洗发液，可以想象，古代人的发质一定比现在的好。每一种病，总能在大自然中找到一种或者几种东西来治愈，有的是草，有的是根，有的动物的角，有的甚至是金属，这就是中医。找个树根，随便修理一下就可以制作成一个杯子泡茶喝，古色古香，别有情趣，大自然给予的一切才是最好的，这才是返朴归真。不需你费尽心机自作聪明地造作地去专门制造，凡是刻意造出来的东西，多少都会给这个地球给人类带来不利的因素。 脏水经过蒸发，成了雨雪，山顶永远能流下纯净的泉水，大自然是一个最好的新陈代谢循环机器，一切废物、排泄物、尸体，腐烂后都会被大自然吸收后变为养份，都会象这样又循环成新的一切。而工业的排放废气废水，工业的成品，可不是小手工业初加工生成的，而是经过极其复杂的化学反应产生，都是大自然无力腐烂无力净化的物质，不仅对人体有害，而且对环境有害，对气候有害，刚开始时不觉得，时间一长，人类就永远喝不上纯净的水了。这样，人类喝的是毒性极大的工业废水，吃的是转基因食品，吃的是用抗生素喂食过的鱼肉，用激素催生的猪、牛、鸡、鸭，打过农药抗虫害的蔬菜。就是菜谱作料里都有很多工业品，那白砂糖与其说是糖不如说是一种化工品，你贪那味道，一吃多了，就得糖尿病。那味精谁知道是什么东西？谁清楚可乐里是什么成分？谁清楚女士化妆品是什么化工品？搽进皮肤，人体能否把这些物质良性循环？农业社会根本没这东西，吃的鲜味是食物本身的鲜味，哪里用得着这些？ 这些激素、农药、糖份、抗生素，无论是在人体里，还是被排泄掉，或者散布在空气、土壤、河海里，大自然无法将其还原成有益无害的物质，永远带毒。人死了埋土里，或者烧了，这些物质并不随之分解，又会被植物吸收，然后又被别的动物和人再吃进去。结果人类身体里面什么东西都有，越积越多，现在连远在南极的企鹅身体里都有了农药的成分，产生恶性循环，人能不生各种各样的怪病吗？都是农耕文化中闻所未闻的新病种，各种各样的肿瘤。等这种物质一代代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来个总爆发，不仅人类的怪病越来越多，而且气候也象现在这样越来越反常，越来越走极端，下的雨都是酸雨，会因为环境污染而灭亡。而这一切，就是为了急功近利，为了一点点的“方便”，为了一时的“舒服”，发展了工业而造成的。你说是弊大利大？利是长久的还是弊是长久的？ 现在的西药也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给人类的生活规律和环境带来巨变，使人生出各种各样的怪病，又不得不去吃各种各样古怪的西药，这些药实际也是经过复杂程序生产出来的化工品，也是无法经过人体和大自然还原成无毒物质的，使人毒上加毒。不象中药，即使有毒，即使这药把人毒死，尸体里那毒药还能分解转化，而西药即使没把人毒死，人排泄掉或者死后，那物质多数也不会被分解和转化，就永远象埋在地下的一次性泡沫塑料饭盒那样，几百年都降解不掉，给土地带来危害，把恶果留给子孙。 破坏大自然给人类安排好的一切，必定会遭到惩罚。而破坏大自然的主要就是工业，人类为了增加产量而用了生物科技搞出来的激素甚至去转变基因、为了杀虫而用了农药、为了方便而使用化学工业搞出来的化肥、为了获得各种金属而发展了产生大量毒水，等等等等，都暂时解决了一点小问题，反而给自己带来永远解决不了的大问题。所做的事情等于是为自己挖坟墓，为自己酿毒药。 大自然公平地对待着人，人要是善良，不这么愚昧，就不会粮食不够吃，就不必用化肥来增产，也就不会出现使用化肥后的土地，几十年后硬结成块再也长不出庄稼的局面。人要是心地善良，就不会有那么多病虫害吃田地的庄稼，和人类抢饭吃，就不必去发明农药杀虫，就不会发生杀了虫后，同时把残留在蔬菜瓜果上的毒药也给吃了中毒的事情。人的贪心要不大，杀心要不大，乐于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农耕社会中，就不会去发展工业，就不会乐于钻研坦克、机枪、战斗机、轰炸机、原子弹这种毁灭世界的自杀武器。归根到底，是因为人类心态不平，心术不正造成的。 再说下去就有点迷信了，会使别人更不相信了。大家知道，敬神敬佛要用水果鲜花，得点香蜡。把香蜡燃烧后，神佛把从看得见的烟散开形成看不见的烟尘，也就是净化后的物质给吸收了。而现在所有的水，所有的泥土都带有工业化后遗留的化工毒素，水果鲜花在土里靠水长熟里面带有，香蜡也有，燃烧后不可能净化得了，就象那塑料袋燃烧后形成更毒更难闻的黑烟一样。那么拿这些敬神佛，等于在毒害神佛，神佛吃了，那在他那个世界里也不能纯净了。连天国也因此有了问题带了毒。你说这是件小事吗？如何不叫神佛惩罚人类呢？ 如解此忧，必须立即恢复帝制，刻不容缓，让全世界都回归到适应地球和人类生活的农耕社会，取缔工业，无论是电子工业、电力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核工业、军工业、航天工业、造船工业、信息工业、生物工业还是石油工业、煤炭工业，通通都要取缔。并取缔建筑在工业革命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度，以及配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唯有如此，才能救中国，唯有如此，才能救世界。中国在实行帝制后应该用王道向蛮夷宣传帝制思想，实在不肯听的，就必须用武力强迫其改制，消灭工业，甚至可以灭绝这个种族，因为这个种族要连累真个地球，是来毁灭地球的。否则只要有一个国家还在搞工业，地球被败坏被污染被毁灭的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 —————————————————————— 下面这篇著名记者杨继绳先生写的文章竟然和我这篇三年前写的文章观点基本保持一致。附给大家比较比较： 杨继绳 1507年（嘉佑二年）4月14日，二十岁的苏东坡中进士，因母丧在家服孝一年多，1059年（嘉佑四年）10月举家迁往京师。他们从四川眉山出发，一路饮酒吟诗，饱览湖光山色，第二年２月才到达京师（开封），行程四个月。1071年7月，苏东坡离开京师（开封）到杭州任职，路经淮阳（陈州）在弟弟苏辙处住了70多天，11月才到达杭州。行程又是四个多月。那时人们是多么悠闲啊！在以往的年代，人们悠然自得，享受着田园诗的生活。 科学技术发展提高了人们的出行速度。从1519年9月到1522年9月，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完成人类的第一次环球航行。今天，环球一周只需２０多个小时。科学技术还为人类获取生存资料节省了大量时间。１００年前，人们为了制造一件衣服，仅织布就得花一个月时间，今天不到一小时就可以织好一个人一年需要的布料。 科学技术为人们节省了那么多时间，今天的人们却是忙忙碌碌，步履匆匆。１９６０年代，从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到公共汽车站（32路或31路），步行三四十分钟，没有人焦急。今天，出租汽车进入了清华园，还嫌车速太慢。今天的人们，像被置于高速传送带上，成天跌跌闯闯，昏头转向。 人类能不能生活得从容一点？２００９年４月，英国人举办了为期１０天的伦敦慢下来的运动。活动的组织者称：“节奏紧张的伦敦人每天忙得像兔子一样蹦来蹦去，稍微走慢点就会引来人们的不耐烦，进地铁站的时候如果掏票动作慢了点，后面的人就恨不得把他直接扔过去。……压力太大、节奏太快，实在无益于都市人的身心健康。” 科学技术为人类节省了这么多时间，为什么时间更加紧迫？ 根本问题在于，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人类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失去理性。 过去一个人出行，迈开两条腿就行了，慢是慢些，但不要很多人为他服务。现在一个人出行要坐在一架两千斤重的复杂机器上。快是快了，造这架机器要花多少时间（钢铁冶炼、各种车用材料的生产、机械设计和制造等）？用这架机器要花多少时间（能源开采、炼制，各种辅料的生产、遍布全球的汽车维修服务网点和道路网的建设与维护）？过去穿衣，只要保暖、大方就行了，大家穿同样形式的衣服觉得很自然。现在追求多样化，服装的设计、生产、销售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过去离家外出，一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家里就放心；现在外出，下飞机后不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家里会担心飞机出事了。为了保证人们能及时通讯，建立庞大的通讯行业和与通讯相关的行业需要多少时间？ 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欲望，新的行业不断出现，每一个行业又需要其它行业为它服务。各个行业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社会生活也比过去复杂了。而这些繁多的社会需求，复杂的社会生活，其中有些不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但是，一旦这些行业建立起来了，社会关系建立起来了，就是新的就业机会，就是利益关系，再也退不回去了。 忙，本来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结果呢？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空气肮脏了，水源污染了，食品中的添加剂多了，汽车堵在路上开不动了。而更为沉重的代价是：环境污染，矿山枯竭，二氧化碳和其它有害气体的积累已经危及大气层，地球变暖。据科学分析，在１８世纪中期以前的６５万年里，地球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始终维持在２８０ppm左右，而之后的２５０多年，人类活动使得这个纪录不断刷新。要避免全球变暖带来严重的灾难，必须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既１８世纪中期）以前的增幅控制在摄氏２度以内。但仅１９０６年到２００５年间，已经升高了，０．７４度，此后的一个世纪，升温幅度将达到１．１度至６．４度。 我们可以从热力学的角度来评价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用“熵论”来评价我们的生活方式。“熵”，就是自然界中有用能量变成无用能量的程度。爱因斯坦认为“熵定律是所有科学定律的第一定律。”英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把熵称为“整个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哲学定律。”我们的衣、食、住、行、用，最终都是把有用能变成无用能，都会给环境增加混乱。因此，人类的生活是以环境中熵的增加为代价的。今天，在经济统计中，用消费量作为衡量生活是否“幸福”的指标。高消费，成了人们的追求目标。从熵的观点看，高消费就是高增熵，就是加速恶化人类的生存环境。 一个全靠体力进行劳动的农民，每消耗一卡能量可以生产出10卡左右能量的产品，现在一个美国农民，用一卡人力的能量，可以生产出6000卡能量的农产品。但是，如果把农机、化肥、农药等相关的能量计算进去，一个现代化的美国农民，用10卡能量才能生产出一卡能量的农产品。可见，技术进步也是以环境的增熵为价的。 现在又回到本文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效率，人们的闲暇时间为什么比过去更少？用熵的理论来回答：现代社会每个成员所耗费的能量比300年前高出上百倍、上千倍。人们创造的这种高能耗的生活条件所花费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机器所节约的时间。人类想得到轻松，反而招来了繁忙。 人们的忙碌是在加速制造熵。著名的美国哲学家里夫金大声惊呼：“极目四望，世界的熵已经增到惊人的地步！”科学家们认为：熵污染是人类的头号灾难，随着熵的增加，这种灾难日易深重。而熵值达到一定的限度，地球就会进入“热寂”状态，也就是地球的死亡。 … 繼續閱讀 →

御座前，群臣正在为一件国事脸红脖子粗地争论着，皇上则坐在上面一言不发，他静静地听着。他知道这些个大臣分了多少派，他知道这些个大臣来自于何地，他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出身都了然于心，他知道他们中哪些出身显贵，哪些出身书香门第，哪些出身贫寒，哪些人家里祖上三代都是文盲。他还知道，他们除了皇亲国戚以外，无一不是通过严格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武精英，精英中的精英。 圣天子知道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代表着国家哪个地区和社会哪个阶层的利益，他知道他们中每一个人的见解与其所受教育和经历的关系，他在听取这些顾问的争论后，能更好地理解他们所阐述的问题的实质，能猜出某大臣赞成或反对的背后真正原因。于是他根据他的理解作出的判断，并不根据正方和反方人数的多少而做出取舍，而是根据他综合各方的意见后，从整个大局出发，从维护江山社稷繁荣昌盛的长远目的出发而最终作出裁决。或许十个大臣里正方有九个，反方只有一个，可圣天子觉得这一个大臣说得有理，就采取他的意见。 这不就是最好的民主吗？大臣虽然不是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但百姓绝对愿意这个大臣代表行使自己的权力，这已经得到了整个社会整个文化的共识。举个例子，今年广东有一百个人上京赶考，其中一人得中进士做了大官，你可以去采访广东全省的父老，问问他们服气不服气？能不能让他代表行使自己的权力？也就是说“愿意不愿意投他一票？”可能所有的人都认为：“不管咱广东哪个举人，能考取这功名，他就是我们广东人的骄傲，就代表他有这学识有这能力有这道德做这么大的官，我当然愿意。”这进士也一定忠于广东人的，大家知道，中国人乡梓之情甚重，讲究叶落归根，死后一定葬故土，最怕进不了祖坟，所以绝对不用担心他会背叛故乡。同时这进士可能产生于任何社会阶层，又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因为中国古代科举取士不拘出身，除了有犯罪记录或道德败坏以外，都可以参加，几乎是穷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捷径，走上仕途的贫寒家庭人士占有很大比例，据资料显示，中国古代近三分之一的进士祖上三代不识字！西方民主社会的政客靠油嘴滑舌骗取民众的信任而获得官位，中国的奸人靠入党、喊口号、拍马屁、阿谀奉承、行贿送礼、出卖别人而获得官位，唯有在帝制下，官员是凭本事获得的。 这不就相当于美国参众两院进行了选举了吗？既考虑了各选区，又照顾了社会各阶层，而且选出来的必定是精英，必定道德过得去，而且群众没意见，个个服气。不同的是，美国根据各州的人数计算众议员人数，又统一各州参议员的人数，然后两党竞争这些数额。竞争的方式是拉选票，大作广告，宣传自己的本事，推销自己的主张。然后投票决定胜负。这种方式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不说，效果还不见得好，被选中的议员可能还有相当部分的民众原本不支持他。而科举就没有这种问题，若是广东没有人考上进士，广东人只能怨自己不争气，觉得这是自己的羞耻，在朝廷中争不下席位，自认倒霉。没有美国大选那种相互攻讦，相互指责，相互拆台，全凭真本事，比美国这种按州按人头计算席位的貌似公平的方式不知道要公平到哪里去。而这种公平，美式民主做不到，中国的封建帝制却能做到。 美国人笨的地方不止上面这些，他们美式民主的效率极低，往往议而不决。两党相持不下时，就无计可施，黔驴技穷，at their wit’s end，会采取最愚蠢的方式—“投票”来作出最终裁决，并不是看在理不在理，这可不比小孩的“抓阄”多多少科学性和合理性。就看哪派嗓门大、嘴大、人数多就算有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越是难以达成共识。比如移民法和医疗体制的改革，每个美国人都知道这些法律早已跟不上形势，早已千疮百孔，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可是民主党要往右改，共和党就一定按另一垄断财团的意思唱反调往左改，双方都要在引人注目的关键问题上标新立异显示自己和对方的区别，在国会上就芝麻绿豆大的事情双方一争论就多少年，最后不相上下，没有一个仲裁者来拍板，只好两党投票，却都达不到必需的法定最低票数。这事就算黄了，政府还得按照原来不切实际的法律执行，等过了几年再投票，形势又变化了，再吵闹一番。就算众议院勉强能通过，参议院还是通不过，就算参议院通过了，总统未必然签字。这时国家已经在错误的路线上走了不知道多少年了，损失不知道有多大了，就算总统签字了，可改革后的新法律还是未见得正确，因为新法律是通过人多势众、嗓门大、嘴大换来的，只是代表各大垄断财团利益的议员们制订的，并不是从大局出发从理性角度得出的，也不一定反映了最下层人民的呼声。 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要摆平各方利益的游戏。可时至今日，美国医疗改革和移民法改革依旧困难重重，横竖都摆不平，横竖都是反对声，满足了一群人的利益，另一群人就要吵起来。民众所能做的，顶多到白宫前面举举牌子抗议两声，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就是你们津津乐道的美式民主，极蠢极笨，倒霉的是美国人自己的利益，这美国的政治是失败到家了，现在连他们自己都走进民主的死胡同而不可自拔，而某些自以为聪明的中国洋奴却死搂着“自由女神”不放，只要看见外国议会开会吵架打架，就羡慕得不行，激动地鼻涕泡都流出来了，虔诚地指着电视机，激动地对别人说：“你看人家多民主啊！中国要能这样打架吵架就好了。”还在叫嚣要把美式民主全盘照抄照搬到中国来害人呢！ 再来看看在帝制下的中国怎么解决问题，皇帝召集内阁大臣和相关部门官员来开会，听取各大臣的意见，允许大家争辩。在争辩中了解事实真相，在争辩中发现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只要皇帝自己的思路被大臣说通了，理出了头绪，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知道如何去解决而不会有副作用了，就可以拍板了。大臣只是其到了调查、顾问、设计和执行的作用，拍板的只有皇帝一人，他是最终的裁决者，不需要谁的嗓门大，不需要看哪派人数多，而只看哪派占理，哪派能说动皇上。 美奴倭奴们把中国留给世界最伟大的政治遗产——封建帝制扔进历史垃圾堆后，就只认洋人当亲爹了。土包子们看了我上面说的，必定还是不服气，还是念念不忘它们的洋气和时髦，还是不想承认自己是脑残，几十岁的年纪活狗身上算白活了。它们会搜肠刮肚地再找出理由来说：“还是美式民主好，人家三权分立，讲相互制衡相互监督。” 可是我要问了，分了权就会相互监督了吗？监督的部门多了，就有效了吗？明明只要一套班子就能解决的事情，美国的纳税人却要养三套班子才能运行，人浮于事，要分什么立法、司法、行政来“过家家”玩，这样相互监督还嫌不够，政府还要对人民个人像贼一样地防，要设立美国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局等等机构监控人民，监控到小到银行账户一丝一毫的变动。如果嫌三权分立相互掣肘就有效，不如分立三十个权，多设立十倍的衙门，再多养十倍的公务员不更好玩更有效吗？ 我国不就是这么搞的吗？对于政府，也学美国的样，有公检法分了司法的权，有人大分了立法的权，上有人大、政协的监督，同级有监察部的监督，下有电台、电视 台、报纸、网络等媒体的监督，党内有纪委的监督，司法有检察院的监督，财政有审计局的监督，进出境有海关的监督，军队有总参总政有关部门的监督，还有公安 局国安局的监督，光养的这些管“监督”的公务员就数以千万计，为养活这些不生产半粒粮食的公务员，每年花掉的财政上万亿。但都是光领工资不干活的，没一个 部门是有效的。大大小小的公务员还不是照样从从容容地在它们眼皮下敛财，然后大大方方地让老婆孩子把财产转移到海外，再一逃了之，如入无人之境。一个小小的三鹿奶厂，从原料收集到检验到生产到销售，几乎没个步骤都有政府部门监管，可还不是形同虚设？还不是照样生产出结石奶粉？设置这些部门和不设置这些部门有什么两样？ 你说美国人多笨，一个部门办事，得配有十个机构来监管，可谁又来监督这些监管机构呢？又得设立一百个机构来监管这些监督机构，可又有谁来监管这一百个机构呢？又得设壹千个机构……这还算好的，起码美国人还比较守规矩，你开车违规cop要开罚单的话，你胆敢行贿，cop马上拿出手铐把你铐走。可在中国，我有一次和朋友开车去火车站接人，交通协警硬说我们违章停车了要罚款几百，结果朋友私下塞给它40元钱，它便放我们走了。这能和美国比吗？在中国，无论设多少个机构，机构里的人都是这样可以用钱来收买的，只要塞点钱给它，它马上就 “通融”了。再好的监督制度，也只能在守规矩的人群才会有效，在中国这种奸人国度，都是不守规矩的，养一亿个机构养壹万亿公务员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可见这是人本身的问题，而决不是什么制度问题，再强的监督机制在“民主”的中国也一定是形同虚设的。还不如养一个皇帝来监督大家省成本呢。 可有的人还嫌“反腐力度”不够，打着反腐的旗号，鼓吹还应再多增加几倍这些职能交叉权力平行的部门，哄骗愚民交更多地税去养活更多的公务员寄生虫，可愚民们居然还满怀希望地呢。 而在帝制时期，监督机构的就只有御史台，御史也称言官，仅中央一级有，人数不会多，也就几十个，不知道比现在的“民主社会”的监督要节约多少成本，他们可以风闻奏事，即只要听到社会上有什么对某官员风吹草动的议论都可以向皇帝汇报，只要皇帝觉得有理由相信，就可以立案侦查，大臣之间也有权相互监督相互弹劾，弹劾案在明清两朝司空见惯，远比现在所谓的“民主社会”一切都要等有了证据才立案侦查有效得多，否则等你有了证据，贪官早逃美国去了。没有谁来分权，却有了有效的监督机制。 除了这明的一面，还有暗的一面，就是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锦衣卫东厂，到处刺探官员的优劣，连官员晚上和老婆枕边说了什么，第二天皇帝就知道了。如此看来， 在帝制时期，当百姓很省心，要想当个贪官那和现在比起来简直太难了，和现在正好相反，外有御史在到处打听，内有同行在虎视眈眈，晚上还有锦衣卫来偷听壁角， 还有哪种监督方式比这更有效的呢？ 由于当时交通和通讯方面的限制，山高皇帝远，皇帝很难对地方官员进行准确的了解。康熙雍正年间，又产生了“密折奏事”的制度，皇帝私下委托地方下级官员，甚至跟班随从熟人等等秘密监督某位外派高官的品行，允许他们直接向皇帝上密折，由皇帝亲自拆封。这样一来，全国的官员都人人自危，唯恐身边有人是皇帝秘密派来的，就是想为非作歹也得担十二万分的小心，哪里像现在的官员可以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欺男霸女后还敢叫嚣“我爸是李刚”的呢？帝制时期官员就没法活得这么自在了，处于百姓和皇帝两面监视之中，这话要传皇帝耳里，等于威胁了皇权，等于李刚比皇帝还牛了，这李刚父子早死一百回了。 只有现在的“民主社会”才是贪官庸才做“过家家”游戏欺骗愚民的乐园，它们的利益受到它们给自己制定的各种各样法律和政策的庇护，它们才如此满足。帝则是通过把皇帝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乃至人民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的制度，让这个国家真正有人去尽心尽力地经营，使各方利益都尽可能地去摆平，这才能达到真正的民主。

内容提要： 1、人民并不代表正义的意思，人民常犯错，又可怜又愚蠢又自私。 2、帝制符合人天生的本性。 3、呼吁胡哥早正大位，要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必先恢复中华传统体制。 4、怎样衡量一个制度的好坏。 5、怎样的人才能做皇帝。 6、怎样维持帝制的稳定。 7、略谈中国帝制史。 在《论语•子路》里有这么个故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即使是孔子也认为人性自私是其本性，父子对外相互隐瞒罪行才算是正直的人，因为这才是真情的流露。相反，那种本来可以逃避法律惩罚的，却主动大义灭亲，儿子举报父亲的行为听起来好象很正直，实际却和人性本来的面目有冲突，反倒显得是虚假的、造作的、别有用心的，算不上正直。 事实上无论是哪个圣贤都认定人是自私的，是生下来就要为恶的，而且呼吸之间就能变坏，变好却极其困难，即使有圣贤24小时在他旁边耳提面令，也不能保证其不为恶。荀子认为“人性有恶”。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提出“人性本恶”。孟子主张“人性向善”，是指人虽然恶，但还是向往自己能变好的，而后人在三字经里篡改他的意思，说什么“人之处，性本善”，用假大空的语言把人说得圣洁得不行，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孔子最狡猾，回避这个问题，不谈人性，但实际上我们通过上面的故事看出他也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他们相互之间的区别之在于，法家认为人是无法教好的，只能用法律用暴政对人象牲口一样地管理，逼迫其做不了坏事。而儒家则认为人还是有“向”善的趋势，有改好的可能，可以通过圣人和统治者“德政”的教化使其暂时从一下善。 奇怪的是，现在的人完全忘记了圣人的教诲，那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创出一个叫“人民”的词代替愚民，又反过来忽悠愚民，把见识短浅，自私自利的愚民吹捧上了天，说愚民们“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说愚民们“最伟大”，说愚民们的“利益高于一切”，说自己组党夺权，完全是为了给愚民们“谋利益”满足了愚民们喜欢听顺耳话，受不得批评的心理。这回愚民们被捧到天上晕晕呼呼可来劲了，稀里糊涂就帮着政客，只要分给它一点田，一点口粮，他马上兴奋得疯疯颠颠地送子参军，帮政客去夺天下。 无限美化“人民”，否认人民的自私性、短视性、野蛮性、腐朽性，从不承认人民在几千年来做过任何傻事。一个国家不可能出现这么种状况：全国人民都是高尚完美的，唯独统治者又腐又贪，相反亦然。国君和国民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道德水平基本在同一级别。民有多腐，则君有多恶，民有多贪，则国有多刁，这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把国家一切不幸都归咎于国君，而百姓不承担一点干系，人人不必对此做一点检讨，是不公平的，也是危险的，这使得批评“人民”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禁忌，从不知道反省，国家永远找不到病根在哪里，又使得以后的政策还得服从于愚民，终究一错再错下去。 尽管愚民们之间相互不信任，相互看不起，平时老奸巨猾，可对重大问题却愚昧得很，就喜欢相信这种美妙动听的口号而不看实质，它们相信只要口号喊得越响，就越是真的。天真幼稚地去相信什么“为人民服务”的鬼话，认定世间有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政党，是“为咱们穷苦人翻身得解放”来的，着急忙慌地帮着打江山当炮灰，以至于这政党至今还打着这口号继续骗人，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私心，还编了些艺术作品，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美声唱法又是民族唱法，又是扭摆着跳殃歌又是踮着脚尖跳芭蕾，又是电影又是电视，又是小说又是回忆录，反正拼命地折腾，竭力向愚民宣传他是“全心全意为你们服务”的，实际就是忽悠，可愚民虽然人长得丑，但特喜欢艺术，最喜欢附庸风雅，陶醉于假大空，把这当鸦片抽，要是每年不看春晚，不看这些歌舞电影，就要犯瘾。他们又没什么鉴别是非能力，看完之后，顿时象鸦片烟瘾过足了似的浑身舒坦，热血澎湃，兴奋地说“原来世上真的有象党员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我们愚民服务的的好人的呀”。 欢天喜地地让人家代表了自己一切的利益，不用置疑也不去监督。尽管领导私下疯狂掠夺和贪污，可您要求它们公布领导私产，就等于否定了它们的“无私”，就会被抓去坐牢。这回愚民反应过来自己上当了，可为时已晚。领导说是你们当年帮我打了江山，这就说明是“历史选择了我们”，是“你们选择了我们”。愚民气得话都不出来，就象一个当初受了男人花言巧语欺骗和其结了婚的女子一样，等婚后发现这男人不是东西，却没有离婚的权力似。这时候，人家权力早掌握了几十年了，手里有枪，你不服也不行了。你说活该不活该？这就是又可怜又可恨的“人民”。 这时候愚民又相信上了另外虚伪的谎言，觉得西方社会那种议会制的民主才是良药，喜欢西方民主选举，口中动不动什么“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监督机制”，痴迷另外一帮政客高姿态的花言巧语，其疯狂程度和当初相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样，以为自己选上的议员真的会代表你的利益，会真的爱你，就不自私了。还自我安慰地说：“即使这任选错了，我们过四年还可以把它选下来，下一任政客一定不自私了。”因此死岂白赖在网上大声疾呼要实行西方民主，以为只要实行了这一套，就能过上所盼望的那种“好日子”，就可以有财力有心情有时间有政策去过“饱暖思淫欲”的日子了。 难怪佛经里总说人可怜，实际说愚蠢，佛不想伤人面子，所以换了个词，只说你们“可怜”。人真的是怎么教也教不会，怎么失败也不会吸取教训，本质还很自私很恶。 无论是中共半生不熟的独裁专制，还是西方那种民主，都是和“人性为私”的特性相矛盾的制度。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不好，而是国人的自私不能实行这种制度，若国人本质上变好了一点，私心小一点，野心淡一点，妄想放下一点，能有美国人那样的水平，也能凑合实行。 在我国只有彻头彻尾的世袭制的独裁暴政，也就是帝制，才最符合国人自私的本性，这才不虚伪，这才是正直。这就好象是圣贤们为中国量身定做的一套衣服，最最合体，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必先恢复中华传统体制。只有把整个国家当作君王的个人私产，他才会好好地去管理这个国家。除非他神经有问题，否则他一定会把社会搞成锦绣山河，留给自己的子孙，总不至于要把社会搞得象现在那样各阶层矛盾这么尖锐，那么对立吧？那么人民生活在其中就得福了那么人民生活在其中就得福了，人民的利益也就和君王的利益一致了，被孤立的只是官员，时刻受到君王和百姓的监督。如果现在的中国不是主席而胡皇帝，绝不容忍官员这么明目张胆地贪污。因为现在贪污是贪污的国家的钱，主席即使知道了，心想：“这又不是我的钱，我迟早都要让位给下一任的，我凭什么得罪这么多人？给自己树那么多的敌人？我为什么要给于我毫无感情也没有血缘关系的下一任留个锦绣河山？说不定下一任还要和我作对呢。我乐得装做看不见。”就不会全力来整治，相反为了保住党的名声，而尽量遮掩，贪官事发大不了逃到加拿大就是，即使被抓住，往往也不会判死刑，轻判个无期，欺骗一下人民，过两年就“保外就医”放出来了。 而实行了帝制就不同了，你要贪污，皇帝就会认为你偷的是他留给自己儿子的钱，是他家的钱，就算他的私仇了，绝对不会饶你，那可真的要发雷霆之怒了。到时候还给你什么二审三审？什么“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什么“无罪推定”？那些本来就是留给奸人作奸犯科，逃脱制裁而广开的方便之门。抓住你不由分说五马分尸，祸灭九族，你就是象赖昌星那样躲加拿大也不行，派几个杀手去加拿大，神不知鬼不觉做掉你，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除非你能坐火箭逃火星上去。我看这社会风气马上就能端正了，谁也不敢抱侥幸心理去以身试法了，诸多矛盾马上就迎刃而解了，经济马上就上去了。 胡锦涛之所以不肯花大力气反腐败，是因为他马上要下台，把权力交给外姓人习近平了。他才不愿意为了以后习舒服而去得罪那么多人呢，给习留个烂摊子看笑话多好。但要是我们劝进了胡主席荣升胡皇帝，他能将皇位传给儿子胡海清了，我敢打赌他一定第二天就开始真正反腐了。胡现在连指定自己儿子做接班人都做不到，还被你们运运说成什么独裁，有这么独裁的吗？简直太没良心了！人家起码还有党内民主，没法把江山交给儿子吧。 这才是明智之举。一个皇帝总比现在九个常委九个皇帝好，还不如当年皇太极带八王议政，人家八个旗主王爷还代表八个旗的利益呢。现在九个皇帝都不把国家当自己的家，只代表自己家族的利益，又不代表哪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只管给自己儿女捞钱，要是换成一个皇帝，胡主席就会爱护这个国和爱护自己这个家一样，百姓就顺带有福了，损失的是其他委员和各级官员的利益，你们愚民何乐而不为呢？非要听独轮运的煽动向中共逼宫分权，闹得千万人头滚滚落地，最后由味精生、李洪志、达赖一伙来摘胜利桃子，你们才甘心？ So……It is better to make a appeal to 胡哥 to mount the throne than to force 中共 to abdicate.（与其向中共逼宫，不如向胡哥劝进）现在万事俱备，差就差我们网友支持这股东风了。我愿意做中华劝进第一人，征集大家签名，递交万民表，组建一个类似筹安会的组织，上达天听，呼吁胡主席为天下苍生计，勉为其难，忍辱负重，不负祖国亿万父老的殷殷期盼，早正大位，造福子孙，流芳百世。我们同时呼吁习近平先生和彭丽媛女士要认清形势，为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主动发表声明，高风亮节，把接班人位子让给胡海清先生。 … 繼續閱讀 →